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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都不能忽视了沈从文的存在。他既是一位新文学大师,又是一位特色独具的文物家、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成就同他的文学创作成就一样值得珍惜、重视。惜乎当代学术界知音难觅,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遂被束之高阁,蒙尘不光。在有关当代学术的各类叙事中,罕见沈从文的名字,即便是他的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面世之后,学界在推崇该著的同时,似乎对其著者仍侧目以视,视其为文学界的“难民”,文物界的票友,而于史学界,或以为其根本连边也沾不上。这种尴尬不是沈从文的不幸,而是学术界的悲哀,这种悲哀是由弥漫学界的学术成见和学科门墙造成的。沈从文的由“文”逃“物”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永恒反思的悲剧现象,但更可悲的是悲剧在学术史上的继续上演。当初被踢出文学史的沈从文始终没有被学术界真诚接纳,在其文学史上的地位获得恢复之后,学术史就更不需要他去插足了。这种漠视于沈从文无损,而于中国学术有害——那些构成漠视或无视沈从文理由的成见和门墙,必将继续构成中国学者追求学术独创和学术个性的障碍。有鉴于此,笔者对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予以概括,并对其治学宗旨、方法及其研究的意义进行探讨,尝试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沈从文学术研究的整体框架,以求抛砖引玉,使宝珠萌光,奏响沈从文学术研究之序曲。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主要对该课题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写作目标进行论述。正文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叙述沈从文与文物的因缘经历;第二节,从古代服饰史、工艺美术史、字画史、古典文学史和陈列与展览等五个方面,总结和概括其文物研究的总体成就,并通过大量实例,力图揭示或展现沈从文在其各个研究领域内的特殊的具体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或学术风格。第二章是全文重点。第一节,旨在探讨和总结沈从文的治学宗旨,笔者将之概括为“求真实”、“重致用”、“以“物”见“文”——发掘生命与美”三个方面。求真与致用是史学的两个根本属性,沈从文文物研究鲜明地体现了史学的两个属性。以“物”见“文”,通过文物以研究物质文化史,进而探索民族文化心路历程和审美精神,并最终以此审视人性美,则是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最高宗旨,也是其文物研究最具特色之处。这一宗旨与其文学创作宗旨血脉相连,体现了沈从文生命理想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他的文学精神通过文物研究再现和延续;第二节,从“图文互证”、“上下前后四方求索”、“人弃我取”三个方面对沈从文的治学方法进行总结。沈从文的三个治学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联系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第三章,对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意义及地位进行评价与定位。通过对其治学宗旨和价值追求的分析,可断定沈从文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文物专家、文化史家。最后,结语部分对全文主要内容及观点进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