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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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未对同意的定义和同意撤回权作出规定,但是我国2021年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15条、第16条和第47条第1款第3项首次在法律层面且直接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撤回权做了相关规定。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对同意撤回权应作广义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视域下个人撤回同意蕴含着撤销的意思,但是鉴于民事理论中撤销权的行使多为例外情形且需存在特定事由,而撤回权的行使多无条件限制,从法律衔接和通俗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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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未对同意的定义和同意撤回权作出规定,但是我国2021年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15条、第16条和第47条第1款第3项首次在法律层面且直接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撤回权做了相关规定。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对同意撤回权应作广义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视域下个人撤回同意蕴含着撤销的意思,但是鉴于民事理论中撤销权的行使多为例外情形且需存在特定事由,而撤回权的行使多无条件限制,从法律衔接和通俗理解的角度《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采用同意撤回权而非同意撤销权的表述更容易提高个人信息主体行使该权利的积极性。而同意撤回权作为同意的退出渠道和矫正手段,必然会受到同意的法律性质的影响,但当前我国学界对同意的法律性质尚未达成共识,主要有意思表示说、持续代理行为说、类似于知识产权许可使用中的同意、授权说和双重属性说等。对同意撤回权的法律性质也存在一定争议,主要有人格权请求权说和人格权体系下的撤销权说之分,而总的来看,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撤回权应该属于形成权中的单纯形成权,相比于形成诉权,其更偏重于保护个人信息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的自由、便捷和低负担性且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同意撤回权在个人信息权利体系中应隶属于决定权,不属于限制处理权,也不同于拒绝仅自动化决策权。同意撤回权在补足同意规则、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规则的完整逻辑链条应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企业）主动履行告知义务,设计隐私提示条款和提供灵活便捷的同意授权和撤回程序,个人（用户）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自愿有效的同意,并可随着时间或条件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其同意授权。在对个人信息保护法视域下普遍、无偿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情形和民法典视域下个别、有偿同意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利用情形进行进一步区分的基础上,从对个人行使同意撤回权以后是否需要对个人信息处理者信赖利益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等问题的不同回答的角度可进一步将第15条规定的同意撤回权细分为一般情形下的任意撤回权和特殊情形下的撤销权。同意的任意撤回权是第15条规定的、个人行使同意撤回权时的主要权利类型,也是本文从解释论的角度着重探讨的权利类型,其主要适用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一般网络产品或服务“无偿”提供和同意使用的场合,个人可任意行使且多无需担忧承担对信赖利益等损失的赔偿责任。而同意的撤销权主要适用于有专门合同约束的有偿同意的场合,是与《民法典》相衔接的部分,非为本文探讨的重点。另外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必要义务以保障个人同意撤回权的行使。个人行使同意撤回权主要分为部分撤回和全部撤回两种,全部撤回主要是指在线注销账户,其在当前很多产品或服务都要求注册会员的情形下也具有重要意义。个人行使同意撤回权将主要产生停止处理个人信息、不具有溯及力、在存储期限届满或一定时间段内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或应个人请求而立刻删除个人撤回同意的个人信息等法律效果。在个人信息处理关系中,由于个人信息主体基数大且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故为进一步保障个人同意撤回权的有效实施,一方面应当强化“第三方”监管力量介入同意撤回权的法律实施,包括加强行政监管、行业监管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内部保护负责人的监管力量;另一方面,应当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单纯侵害个人同意撤回权的情形具有追究其合同责任的可行性,但一般不具有追究其侵权责任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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