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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0多年的经济建设成就令世人瞩目,经济以接近9%左右速度持续稳定增长,虽然出现过“经济过热”且因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使“软着陆”的大好局面瞬间消失,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已被公认为世界的一个奇迹。研究这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得失有助于我国经济形成“又好又快”的长波增长特征。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锁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出现的新态势和宏观数据,以宏观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为指导,应用计量经济方法和EViews软件,就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做了较为深入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本文在梳理现代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模型以及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研究集中在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化事实、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作用效果、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作用效果的对称性以及长波轨迹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模式四个方面。1.利用我国1953年至2008年的年度GDP数据、1980年至2008年名义季度GDP数据和1983年1月至2007年6月的月度环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数据,借用H—P滤波技术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划分为“高波动低增长期”、“低波动谐增长期”和“谐波动高增长期”。以这三个时期作为三个状态并同时引入三区制马尔科夫均值—方差模型中的均值过程和方差过程中,构建了MSMH(3)-AR(5)模型。模型结果如下：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结构转变。三个时期的划分是显著的且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即,在各个增长时期的均值过程、方差过程以及时期间的转移概率不同；在经济周期中不同增长时期的持续概率及其平均持续期不同；表现在三区制状态变量S(?)在样本区间内离散取值的平滑概率的不同。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低波动谐增长期”。2.利用我国1990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工业增加值、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M1数据,基于Logistic函数的固有特性,我们在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转移函数选用Logistic函数,用以刻画货币政策的单调变化和状态连续转移中的对称性,构建了LSVAR(3)模型。模型分析得出的结果如下：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中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冲击是非对称的。具体地说,低增长状态下产出对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比对紧缩性货币冲击的响应不明显,而高增长状态下产出对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比对紧缩性货币冲击的响应更为灵敏；低增长状态下产出对小规模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小于大规模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而高增长状态下产出对小规模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大于大规模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无论是紧缩性货币冲击还是扩张性货币冲击,在高增长状态下产出对货币冲击的响应小于在低增长状态下对货币冲击的响应。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中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是非对称的。具体地说,低增长状态下通货膨胀对紧缩性货币冲击的响应小于对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而高增长状态下通货膨胀对紧缩性货币冲击的响应大于对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低增长状态下通货膨胀对小规模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大于大规模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而高增长状态下通货膨胀对小规模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小于大规模扩张性货币冲击的响应；无论是紧缩性货币冲击还是扩张性货币冲击,低增长状态下通货膨胀对货币冲击的响应低于高增长状态下对货币冲击的响应。在高增长状态下,产出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是负面的而对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是积极的,换句话说,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而且总供给曲线是凸的。3.利用我国1990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工业增加值、财政预算支出、税收总额和货币M1当月月度数据,检验发现工业产出增加值的对数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对数增长率和货币M1的对数增长率存在单位根和存在条件异方差性或ARCH效应。利用这些变量的对数增长率构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3),并作了脉冲响应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对工业增加值来说存在“挤出效应”；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货币量的供给,体现了我国工业企业已由计划机制成功转入了市场机制；税收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加有负面作用。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增长率对财政支出的响应是负向的,这一点也蕴含了总供给曲线是凸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增长率对税收1个正向冲击的响应是正向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增长率对货币供给M1的冲击响应是正向的,这与货币现象的通货膨胀学说是一致的。产出增长会导致价格水平上涨,财政支出弱Granger影响价格水平,税收和货币供给量强Granger影响价格水平,但货币对价格水平的冲击更强烈。利用H—P滤波技术提取了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增长率波动成份。我们先用这两个波动成份分别与财政支出增长率、税收增长率构建了GARCH (1,0)模型,然后,为了比较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波动的有效性,再用这两个波动序列分别与财政支出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和货币M1增长率构建了GARCH (1,0)模型。经分析比较,我们得到如下结果：财政支出、税收和货币M1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围绕着“自然增长率”水平的波动成份作用显著；税收和货币政策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的波动具有正向作用,而财政政策的作用是反向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明显直接引起价格水平围绕其“自然率”的波动,而是通过产出增长引起的。无论是仅财政政策进入模型还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时进入模型,结果都支持财政政策具有“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同时也给出了在波动视阈下需求扩张期的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的有力证据。与通过提取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增长率的不确定性指标来分析各自与经济政策的相关关系不同,我们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直接纳入GARCH模型中的方差波动过程中,构建了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AR(2)—GARCH(1,0)模型和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增长率的AR(1)—GARCH(1,0)模型,直接地分析这些变量对产出和价格的不确定性的有效性。这里为了比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有效性,我们与分析在波动成分中的两大政策那样,也是先仅财政然后两者同时进入模型。经分析比较,我们得到如下结果：税收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不确定性有正向影响,货币供给M1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不确定性有负向影响,而财政支出对工业产出增加值的增长率只有较弱的负向影响；货币M1对工业增加值的不确定性影响要比税收大。财政支出和货币M1对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增长率的不确定性有正向作用,但货币M1的作用大于财政支出。货币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率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相反,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仅仅是货币的0.0375倍。税收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的作用是负向的,即,增加税收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无论是仅财政政策进入模型还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时进入模型,结果都表明财政政策对产出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或不确定性和价格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或不确定性的冲击强度远小于货币政策的冲击,进一步说明了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同时,也支持了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进行需求扩张时的宏观政策应是财政政策优先货币政策辅之,而进行需求紧缩时的宏观政策应是货币政策在先而财政政策辅之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4.利用1990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数据,借用H—P滤波技术和将产出增长不确定性直接纳入ARIMA—GARCH模型中的均值过程中,构建了ARIMA—GARCH—M(1,0,1；0,2)模型,并根据此模型提取了工业增加值增速的不确定性指标,用于和工业增加值增速作脉冲响应和因果关系分析,得到如下结果：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在第三时期中长波特征明显,且呈现围绕“自然率增长”水平的谷峰难分、波长不一的“微波”形式；我国经济增长的“自然率增长”水平应是9%左右。产出增长过程的几何衰减的记忆性特征行为显著,产出增长不确定性过程具有短期记忆性行为；产出增长不确定性与产出增长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产出增长水平对产出增长不确定性存在单向影响关系。这蕴含了高产出增长不确定性将源于强产出增长过程,或者说,高国家经济风险源于高产出增长过程。弱产出增长不确定性源于低产出增长过程,或者说,低国家经济风险源于低产出增长过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的平均速率应接近“自然率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