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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列女传>研究》的撰写是在三个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一是从对《列女传》文献的清理工作入手,对《列女传》产生以来历代版本流传状况进行了考察。二是梳理了东汉以来古今学者对于《列女传》的研究概况。三是考察了刘向《列女传》的材料来源。在此基础上的《列女传》研究除了对于准备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外,着重回答了几个问题:历史上《列女传》版本的流传状况如何?刘向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处于什么目的创作了《列女传》?《列女传》是在刘向校书过程中在大量古籍基础上完成的,与这些古籍材料相比,刘向作了哪些编撰的工作?《列女传》以何种方式体现了刘向什么样的政治思想?这部书对于女性的道德价值观、社会定位等许多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与影响?围绕着这些问题,论文分成三大部分展开。
上编部分集中分析、探索了与《列女传》有关的几个文献问题。这部分建立在对《列女传》版本及历代目录书对其著录调查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三个问题,即宋代《列女传》版本的演变;《列女图》的形成、流传状况、作用;《列女颂》的作者考辨,《列女颂》产生的具体状况,《列女颂》在汉代的文体意义。这部分主要回答了《列女传》的版本等文献问题。
中编部分首先试图回答《列女传》为什么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对《列女传》的作者背景及时代背景进行了分析。对作者的分析,从梳理刘向的家族发展演变与文化传统入手,并着重考察了刘向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生平际遇,力求从中找寻刘向创作《列女传》的动因。对时代背景重点考察了汉成帝朝的“汉德末世说”与“阴阳灾异学说”,并论及汉成帝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及学术领域的复古思潮。这些时代问题是促使刘向创作《列女传》的根本原因,《列女传》的创作是针对现实问题,目的在于纠正时弊,是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紧接着分析了刘向校书及创作《列女传》心态,揭示了刘向创作《列女传》的历史机缘。刘向皇室身份认同意识,对皇帝感恩戴德等特殊心态下,把校书工作作为实现政治抱负的平台。在校书工作及时代复古思潮影响下,刘向形成了以古代礼制治国的政治思想,在这个背景下,《列女传》在复古礼名义下突出了一种新的礼制思想。同时,这一章分析了《列女传》时代意义所在,分析了著作中所揭示问题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对应联系。
这部分还重点关注了刘向的编撰方法问题。通过将《列女传》与其所应用的古籍材料进行对比,总结了刘向所应用的几种编撰方法。同时,将《列女传》的古籍处理方式与刘向对其它类古籍的整理方式进行对比,揭示出《列女传》编撰目的、编撰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从而对于《列女传》的作品性质进行判断,驳斥了大多数学者将其归入“史类”、“小说类”的作法,笔者根据《列女传》“立一家之言”的创作目的,同意班固将此书归为“诸子类”的作法。最后,对刘向在编撰中所应用的编撰技巧与策略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刘向在史料中所贯穿的“情与礼”、“色与德”极端对立的两种观念。
下编从女性文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刘向《列女传》对女性道德、女性价值观方面所作的定位。重点分析了《列女传》的这种定位在两汉女性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与意义。刘向改变了先秦以来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相对自由、宽松的局面,出于改革现实政治问题的目的,在复先秦古礼的名义下,《列女传》中树立了一批尊崇古礼的典范女性,宣扬了一套女性的道德价值观念,然而,刘向所宣扬的“古礼”,是经刘向改造的,并不是先秦的礼制,这里暂称其为“新礼制”,这新的礼制里包括新的“贞节”观,新的女性价值观,这些新的礼制因素,在东汉《白虎通义》里面得到固定,又被班昭推广到广大的家庭教育中去,在东汉渐渐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列女传》所蕴含的女性与政治关系的因素,对于女子败政的“红颜祸水”论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上编部分集中分析、探索了与《列女传》有关的几个文献问题。这部分建立在对《列女传》版本及历代目录书对其著录调查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三个问题,即宋代《列女传》版本的演变;《列女图》的形成、流传状况、作用;《列女颂》的作者考辨,《列女颂》产生的具体状况,《列女颂》在汉代的文体意义。这部分主要回答了《列女传》的版本等文献问题。
中编部分首先试图回答《列女传》为什么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对《列女传》的作者背景及时代背景进行了分析。对作者的分析,从梳理刘向的家族发展演变与文化传统入手,并着重考察了刘向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生平际遇,力求从中找寻刘向创作《列女传》的动因。对时代背景重点考察了汉成帝朝的“汉德末世说”与“阴阳灾异学说”,并论及汉成帝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及学术领域的复古思潮。这些时代问题是促使刘向创作《列女传》的根本原因,《列女传》的创作是针对现实问题,目的在于纠正时弊,是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紧接着分析了刘向校书及创作《列女传》心态,揭示了刘向创作《列女传》的历史机缘。刘向皇室身份认同意识,对皇帝感恩戴德等特殊心态下,把校书工作作为实现政治抱负的平台。在校书工作及时代复古思潮影响下,刘向形成了以古代礼制治国的政治思想,在这个背景下,《列女传》在复古礼名义下突出了一种新的礼制思想。同时,这一章分析了《列女传》时代意义所在,分析了著作中所揭示问题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对应联系。
这部分还重点关注了刘向的编撰方法问题。通过将《列女传》与其所应用的古籍材料进行对比,总结了刘向所应用的几种编撰方法。同时,将《列女传》的古籍处理方式与刘向对其它类古籍的整理方式进行对比,揭示出《列女传》编撰目的、编撰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从而对于《列女传》的作品性质进行判断,驳斥了大多数学者将其归入“史类”、“小说类”的作法,笔者根据《列女传》“立一家之言”的创作目的,同意班固将此书归为“诸子类”的作法。最后,对刘向在编撰中所应用的编撰技巧与策略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刘向在史料中所贯穿的“情与礼”、“色与德”极端对立的两种观念。
下编从女性文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刘向《列女传》对女性道德、女性价值观方面所作的定位。重点分析了《列女传》的这种定位在两汉女性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与意义。刘向改变了先秦以来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相对自由、宽松的局面,出于改革现实政治问题的目的,在复先秦古礼的名义下,《列女传》中树立了一批尊崇古礼的典范女性,宣扬了一套女性的道德价值观念,然而,刘向所宣扬的“古礼”,是经刘向改造的,并不是先秦的礼制,这里暂称其为“新礼制”,这新的礼制里包括新的“贞节”观,新的女性价值观,这些新的礼制因素,在东汉《白虎通义》里面得到固定,又被班昭推广到广大的家庭教育中去,在东汉渐渐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列女传》所蕴含的女性与政治关系的因素,对于女子败政的“红颜祸水”论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