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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的理论中有一条从象征到他者的文化革命策略的转换轨迹。身处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鲍德里亚,汲取了乔治·巴塔耶和马寒尔·莫斯的理论精华,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象征理论:“象征”就是人类生存状况之下的一种价值标准和意义体系,它是用以对抗现代性的他者,包括象征性交换、象征性死亡和诱惑三个部分,这是鲍氏前期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据以对抗西方现代文化的思想武器;到了鲍德里亚的理论生涯后期,悲观主义的滋长加上理论力量的虚无,致使他转向开发现代性的“他者”,即反抗主体性的差异性、异质性因素。在与勒维纳斯、拉康以及萨义德“他者”理论的比较中可以发现,鲍氏的“他者”更多地充满了文化批判的味道,他试图从诗歌、涂鸦、身体等象征性事物中发掘“弱者的力量”,以此构成文化革命策略,同时,也在无形中削弱了理论的批判力度。
鲍德里亚在探讨文化革命策略之后,又对于西方现代文化进行深刻批判.而人道主义和二元对立无疑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鲍德里亚的“象征”和“他者”即是批判现代性的两种文化途径。然而,在理解鲍德里亚的文化批判理论时,仍然不能忽视他的革命悲观主义和虚无的宿命策略,只有在全面剖析的前提下,方能做出不失偏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