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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CHNS2009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两点:第一，个人配偶的教育程度对其收入的影响是积极的;第二，交互生产力在企业家群体中表现更为显著。总体样本支持了第二个观点，按性别划分后，女性企业家得到与总样本一致的结论，而对于男性，难以比较交互生产力在这两个群体中的影响力。在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家庭具有男权主义的倾向，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妻子往往更易受到丈夫的影响。因而这种倾向也从侧面印证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对于妻子事业的贡献会更大，而丈夫受到妻子的影响会小得多。 本文研究人力资本的途径:配偶的教育。学界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于个人的正规教育，其中对个人教育的投资和回报得到了大量的分析与阐述。然而，尽管正规教育是积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法，人力资本的提高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途径，如军事服役、培训等。本文以家庭的角度为切入点，研究配偶的教育以作为提高个人人力资本的方向。学界已经论证了个人配偶的教育与其收入之间存在很大的正相关。本文的交互生产力假设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正关系:个人配偶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提高人力资本与收入，原因在于夫妻之间可以交流意见、分享经验。这种通过教育相互影响的作用力即为交互生产力。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企业家与非企业家，企业家即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承担着可能破产的风险。本文把自主经营的个体户划分为企业家，并假设相比于非企业家，交互生产力对企业家更有影响力。因为中国存在很多小手工企业家庭，一般是夫妻共同经营。他们之间往往有较多的共同话题，更多的交流时间，互相促进从而共同提高劳动生产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交流也降低了交通费用和交流费用（为提高技能而参加外部培训会带来较大的成本）。 为验证本文交互生产力对企业家影响更大的假设，本文选用了CHNS2009的数据建立收入方程，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影响收入的因素包括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工龄、工龄的平方、地区的虚拟变量。本文发现个人配偶的教育水平确实会提高其自身的收入。从整体来看，在企业家家庭里，配偶所受的教育每增加一年，收入可提高近3.9％，这与个人自身教育的回报系数(4.2％)相差并不大。而对于非企业家，比例接近10％，并且在99％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有趣的是，非企业家的教育回报系数（不管是自己的还是配偶的）都会比企业家的大，这可以解释为非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积累更依赖于教育这一途径。女性方面，考虑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在收入方程中加入了一个调整项，但是结果表明偏差并不明显。故对女性而言，OLS的方法比较适用。 然而，由于教育本身对于收入而言是较强的内生变量，应该考虑内生性问题。本文的模型主要存在两个内生问题:其一是配偶的教育带来的内生性:在婚姻市场里，赚钱能力较强的人更容易找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结婚;其二是个人自身教育程度与其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自身教育程度通过与智力等那些教育以外影响收入的因素影响收入。考虑到这些因素，单纯的OLS的结果是会出现偏差的。于是本文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工具变量的备选项即Ⅳ是兄弟姐妹数。本文认为尽管它们与教育程度之间有很强的关系，但却与影响收入的其他因素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有趣的是，兄弟数量比起兄弟姐妹的数量更适合做教育的Ⅳ。这可能与中国的家庭更愿意把教育资源投资在男孩子身上有关。通过对备选Ⅳ的不断尝试，本文最后发现只有双方的兄弟数量作为非企业家自身教育程度和配偶教育程度的Ⅳ时，这个结果通过了Hausman检验。而对于企业家，他们并不存在内生性，适用于OLS的结果。 接着，本文将样本按性别划分进行进一步分析。对于男性企业家，配偶所受的教育每增加一年，他们的收入能提高4.9％，而其自身的教育回报系数却仅为1.6％。男性非企业家的回报系数则分别是14.0％和10.5％，|1.6％-4.8％|并没有比|14％-10.5％|相差很多，这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权主义倾向来理解，男性受女性的影响不如女性受男性的影响那么大。再看女性的情况，企业家教育回报系数差|4.5％-4.8％|远远小于非企业家的系数差|12.1％-5.4％|，并且在总样本下，非企业家的差值|16.2％-10.1％|=6.1％远大于企业家的差值|4.2％-3.9％|=0.3％。这也支持了本文的论点:交互生产力在企业家群体中表现更为显著，尽管该结论大部分是来源于女性样本的表现。 本文主要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采用了CHNS2009的最新数据，首次用定量的方法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家的婚姻——配偶教育程度的影响力，这对以后的人力资本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第二，本文选用兄弟数作为工具变量，很好地解决了非企业家教育程度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分析了女性样本时考虑了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 终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教育的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分析了在企业家家庭和非企业家家庭，配偶的教育程度对其收入的影响，得出了在总体样本下，企业家家庭中交互生产力的影响力更大这一结论，即交互生产力在企业家家庭里表现得更强。从性别来看，女性企业家与总体样本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对于男性，表现出企业家与非企业家的交互生产力的比较并没有很大的差别的特征。可以看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男权主义倾向，不同于西方，中国样本在这一问题具有较大的性别差异。 本文主要框架安排如下:第一和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介绍，阐述了交互生产力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将涉及的处理内生性的理论知识;第三部分是模型，描述了本文为了验证假设所需要的模型;第四部分是数据，介绍所需要的数据的特点;第五部分是分析结果的过程，第六部分是总结这个研究的情况，介绍其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