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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粗暴干预,时断时续、步履蹒跚。“9·11”事件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英美联军推翻。之后,在美国主导下,阿富汗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普选,新民族国家重建进程开启。这一进程的前景取决于阿富汗国内民族和解进程能否顺利完成,这又首先取决于美国扶植的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阿富汗国家政权与丢掉政权的塔利班武装之间的政治和解。迄今为止,阿富汗国内民族和解进程一波三折,进展艰难。这导致阿富汗战争结束近15年后,这个国家依旧被国际社会视为毒品、恐怖主义和难民的输出地,国家重建的完成遥遥无期。这不仅是因为阿富汗国内宗教民族和部族矛盾错综复杂,也不仅仅是因为阿富汗国家政权治理能力亟待提高,抑或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令这一和解进程的推进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作为具有特殊地缘政治价值的阿富汗历史上就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因此,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从来不乏外部“参与者”,一些怀着不同地缘政治私利的“玩家”对阿富汗内政的“干预”、“介入”亦成为阿富汗国内民族和解进程举步维艰的重要外因。为了加快推进和解进程,一方面,阿富汗政府应该立足国内,坚持真正意义上的“阿人主导”,从民间和解出发,自下而上的重塑国家观念,同时,推行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打造真正具有威望的中央政府;另一方面,阿富汗政府应坚持加尼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思路,利用多元平衡外交消解外部掣肘。此外,作为阿富汗和解新助力,中国应保持一个相对超脱的地位,有限介入阿富汗民族重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