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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激化,极有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能否有效化解这些矛盾就成为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挑战。在这些矛盾中,政府机关与民众的矛盾更需要政府有所作为。矛盾的化解需要双方的沟通与理解,前提是实现信息的共享。对于政府一方来说,具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基础,对于信息的收集不成问题,但是对应的公民则会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一方,这样一种局势下公民的知情权保护问题应运而生。理论与实践证明,当我们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能够以知情权为基础,通过政府主动的政务公开,使得政府与民众能够通过广泛的交流、理解,并在基础上达成各项共识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就会得到有效地缓和消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知情权究竟是怎样一种权利,为什么会出现,它的地位如何,如何对其进行保障就需要我们研究探讨。国外很多国家早已认识到并承认知情权这项自然权利的重要性,将其纳入本国宪法保护范围之列,而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也已经承认了知情权基本权利的地位。但是,目前为止,知情权在我国宪法中尚未确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知情权保护可依据的只是一些位界较低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但就是这些规定,依然是比较零散、缺乏统一的,有效的救济性措施更缺乏。尽管08年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堪称政府信息公开进而保障知情权得首部立法,但是,就目前施行后的效果来看,这部弱小的行政法规依然撑不起知情权保护的天空。在理论研究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知情权制度缺乏深入的系统研究。例如知情权为何需要宪法的保护,如何入宪,在宪法中的地位如何确定,以及入宪后与其它相关基本权益的关系如何等基本问题,我们都没有一个共识。虽然有国外的一些成功模式,但是,国情的不同还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治国的纲领和原则后,法治在我国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字眼,而对法治国家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所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法治国要遵循立法的规定治理国家,不仅公民个人遵守法律,公权力机关的行为也必须纳入法律划定的轨道。而对于公权力机关尤其政府的一个要求即以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来行使权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法治国家的政府是公开政府、透明政府,能够保障信息的通畅。而法治国家,公民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权利。另外,伴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参政议政的热情日益高涨,宪法所规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批评权等基本政治权利已不能满足公民民主参政的要求,更多的基本权利开始被呼吁,而知情权作为其中之一呼声更高。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其它基本权利行使的基础,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首要条件,更因为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权的一部分。因此,在我国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知情权纳入宪法保护机制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马克思也曾经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大旗在我国树立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告诉世界我们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和勇气。而这些政策措施也当然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由于历史上“民不可使其知之”的观念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政府与生俱来的“秘密主义”倾向,在我国作为资源一部分的“信息”一直被政府所垄断,不能自由流动,这与我们的市场经济要求资源自由流动的原则严重背离。也是形成知情权基本理论和立法的研究在我国具有起步晚、进程慢的原因之一。因此,伴随着我们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息被政府垄断的传统必须革除,而对抗这个强大传统要求我们必须尽早还知情权基本法的地位,将其纳入宪法保护机制。本篇文章试图通过知情权基本理论的阐述,特别是知情权的产生背景、概念、权利属性以及在国外宪法以及国际公约中的地位等问题的分析,参照国外立法及理论研究状况,向大家完整地介绍知情权这一宪法性权利,探讨将知情权入宪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说明了知情权在我国入宪在理论上的可行性。而后,介绍了我国目前知情权宪法保护现状,其中既包括立法现状的阐述又包括立法实践历程的评价,并借助案例对这些现状进行分析与评价,分析指出了知情权保护不足的症结之所在,提出知情权宪法保障的现实需要,说明了知情权的重要性以及入宪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紧接着立足于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分析介绍了知情权入宪的具体步骤以及宪法对知情权地位、内容文本的具体安排。对于入宪后面对的首要问题,即如何协调知情权与其它基本利益的关系,本文将抽取几项典型的宪法基本权利和利益,通过它们与知情权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阐述,希望在知情权与相关权利、利益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最后,探讨知情权宪法保护的具体化措施,即完善我国政府(提到“我国政府”时指代的是行政机关,区别于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制度,使宪法文本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可操作性。根据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原则,提出了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两项救济措施,并针对我国国情对两者改进,目的是完善知情权的宪法保护的整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