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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 本论文的目的旨在回答下列主要问题: 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在中国国家高新区的建立和发展中，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政府与市场应该如何定位？ 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来建立和发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政府与市场定位方面，海外高技术园区的发展有何经验和启示？ 中国政府建立和发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政策成效如何，利弊何在？ 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完善和发展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取了案头研究的方法，收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研究报告和论文、政府有关文件、统计资料、学术刊物、网站搜索资料等。同时，根据过去数年工作中与政府主管官员、部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少数海外高技术园区管理者和企业家的接触所积累的资料和信息。 研究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顺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政府作出了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决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应运而生。高新区以智力密集和开放环境条件为依托，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实现软硬环境的局部优化，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现有的关于高新区的研究中，人们应用了以下几个基础理论:一是产业集群理论，二是创新理论，三是增长极理论，四是企业家能力理论，五是苗床理论或称孵化期理论，六是空间扩散理论。此外，研究中国高新区政策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系统，政府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系统，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 在中国高新区的建立和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政府主导，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和推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以税收和金融扶持政策为主，呈现出高新区建立、管理、发展、评价、规划、改革创新的政策变迁。 高新区发展迅速，53个国家级高新区，各项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30％以上。同时，高新区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验证了高新区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有效制度选择。中国国家高新区顺应全球和中国发展的潮流，在吸引科技人才进入经济建设领域，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国家高新区的政策目标基本实现。 海外园区的成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园区接近研究导向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第二，在园区内形成了产业集群，提升了园区内企业乃至整个园区的竞争优势。第三，强调创新文化、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第四，政府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角色是制定规则，营造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创新的环境。 高新区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阶段向产业竞争阶段发展，权力资源向制度资源过渡，以及技术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在经济全球性、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和政府治道变革的大背景下，高新区的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如何进一步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发挥市场的作用，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使高新区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重要基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高新区的发展和政府政策面临挑战，主要表现在:在高新区发展建设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定位亟待理清;吸引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优惠等比较优势下降;企业创新能力弱，缺乏核心技术;发展环境仍不成熟，资本市场、产权制度等仍然存在问题;高新区建设不规范，国家和地方各种类型的高新区、技术开发区泛滥。这些问题与政府过度干预相关，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影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以市场经济的法则，完善国家高新区的政策框架。坚持市场导向，适度发挥政府作用。主要从高新区制度机制建设，营造高新区创新环境;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建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创业投资发展;推动高新区国际化，鼓励高技术企业走出去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政策。 创新性 本论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国家高新区的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政策变迁，研究提出了政策所带来的在局部环境优化、体制改革和试验、政府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关系、初步形成产业集群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对比海外经验和做法，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出发，研究了政府政策所带来的压制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性、权力资源寻租、扭曲市场规则等负面效应。对政府未来政策提出了以市场经济法则改革完善政策的建议和对策。 局限性 本论文的局限性在于: 第一，中国国家高新区的建立和发展历时较短，自1988年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建立，国内对高新区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工作研究的层面，系统研究较少，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研究也比较少，对中国高新区政策制定、执行和效应的研究更少。国外对中国高新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可对比的研究成果少。 第二，限于精力和时间，研究方法单一，未能开展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 第三，案例研究集中在较成功的高技术园区，对失败的高技术园区未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限于篇幅内容，主要研究国家层面的政策，对地方层面的政策涉及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