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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目的在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放权和管制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探寻它们的经济后果。在放权研究中，以计划单列市为例来研究整体性经济放权的效率后果;在管制问题中，以制造业的进入管制为例，研究管制政策对消费者福利和行业经济的影响。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城市计划单列的效率后果进行分析。城市的计划单列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省级经济管理权限通过计划单列而整体性下放给城市。这种整体性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是中国行政性分权的常见形式。对行政性放权的效率后果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因此对计划单列现象的分析可以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的知识。使用城市生产函数分析，通过构造和单列城市发展水平相近的省内和省外对比组来研究计划单列的政策效果。经过研究发现，放权确实有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效果相当显著，但是这种效果在省内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对经济放权的效率后果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以中国制造业为例来研究管制的政策后果。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也从对企业的直接干预逐渐转变为对行业经济的管制。许多学者对中国政府的管制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数据的缺乏，绝大部分研究仅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层面，严格的实证研究非常稀缺。2002年开始的国务院审批制度改革收集各个部委拥有的管制权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通过对大量政府文件的整理，收集了1990年以来各部委拥有的管制权限。以进入管制为例，按照公共利益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相关假设，并使用2002-2003年四位数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分析发现，并没有证据支持管制提高行业产品质量的假说，行业整体的集中度也没有因为管制得到提高。同样也只有很少的证据表明管制措施保护了整个行业利益。但是，如果把研究目光放在行业中特殊企业的时候，结论就大不一样了。有部分证据表明进入管制保护了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央企业在进入管制中获得了更高的利润回报;同时，在行业管制放松之后，中央企业从政府获得了更多的租金补偿。因此，对中央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或者改变它的隶属关系、下放地方，是放松管制的可行方向。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第二章属于广义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研究范围，但是对中国整体性经济放权的效率意义进行严格实证检验应该是作者的首创。以往的实证研究往往只是考察财政分权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但是，地区放权不仅局限在财权方面，还包括其它重要的经济管理权限。整体性放权对地方经济效率的影响，目前尚未有文献做出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为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做出了努力。在研究的具体方法上，本文没有满足于普通的双重差分回归，而且采用了构造省内和省外对比组的方式，得出了更加丰富的结论。其次，本文第四章通过构造制造业管制数据对管制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作者使用的数据库是从大量政府文件中收集，并和实际情况进行了对照。通过使用这个数据库，作者对中国制造业进入管制的经济后果进行了严格的实证分析，这个应该是本文的首创。建立这个数据库，还为以后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政府的管制行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在结构上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文章的导论，简要介绍本文选题的意义、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并为后续的研究提出展望。第二章对地区放权的效率后果进行实证研究。以中国改革中特有的计划单列市为例，来研究整体性权力下放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在第三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管制体制变革的原因，对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管制体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经济学阐释。在本文的第四章，展开对制造业进入管制效果的分析。作者使用管制步骤和批准进入的政府机关级别这两个变量来刻画管制强度，利用2002年国务院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外生冲击来研究管制措施的经济后果。最后，在第五章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