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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风险因素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复杂的动态作用机制还未探明:如在纵向研究中青少年心理健康对家庭风险是否存在影响?家庭累积风险如何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故本研究采用纵向追踪研究方法，基于累积风险模型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对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焦虑/抑郁)之间的发展级联模型及二者间的中介作用进行考察。
研究一:于2018年9月、2019年3月和20l9年11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湖北共四所高中的学生进行追踪问卷调查，获得707名被试的有效数据。根据发展级联理论指导，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的发展级联模型。结果发现:(1)86.1％的高中生经历了至少一项家庭风险，高中生最易面临家庭资源不足风险(74.1％)，其次是家庭氛围风险(49.5％)。83.1％的高中生面临的家庭累积风险指数在0～4之间。(2)T1家庭资源风险、家庭氛围风险显著负向预测T1、T2和T3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预测T1和T2的焦虑/抑郁，家庭资源风险、家庭氛围风险对心理健康具有稳定的预测作用。T1家庭结构风险不能预测T1、T2和T3的心理健康。(3)在控制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焦虑肘印郁)间跨时间的稳定性和同时间的相关性后，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存在级联效应:家庭累积风险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但不能预测焦虑/抑郁。生活满意度显著负向预测家庭累积风险，焦虑/抑郁显著正向预测家庭累积风险。生活满意度与焦虑/抑郁间不存在级联效应。(4)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的发展级联模型不存在性别、年级和学校类型的差异。
研究二:于2018年9月、2018年12月和2019年3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湖北共三所高中的学生进行追踪问卷调查，获得714名被试的有效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存在中介作用，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积极、消极维度对心理健康的积极、消极指标所产生的中介作用不同。(2)积极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生活满意度问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焦虑/于印郁间不存在中介作用;(3)消极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焦虑/N郁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生活满意度间不存在中介作用。
研究一:于2018年9月、2019年3月和20l9年11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湖北共四所高中的学生进行追踪问卷调查，获得707名被试的有效数据。根据发展级联理论指导，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的发展级联模型。结果发现:(1)86.1％的高中生经历了至少一项家庭风险，高中生最易面临家庭资源不足风险(74.1％)，其次是家庭氛围风险(49.5％)。83.1％的高中生面临的家庭累积风险指数在0～4之间。(2)T1家庭资源风险、家庭氛围风险显著负向预测T1、T2和T3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预测T1和T2的焦虑/抑郁，家庭资源风险、家庭氛围风险对心理健康具有稳定的预测作用。T1家庭结构风险不能预测T1、T2和T3的心理健康。(3)在控制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焦虑肘印郁)间跨时间的稳定性和同时间的相关性后，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存在级联效应:家庭累积风险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但不能预测焦虑/抑郁。生活满意度显著负向预测家庭累积风险，焦虑/抑郁显著正向预测家庭累积风险。生活满意度与焦虑/抑郁间不存在级联效应。(4)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的发展级联模型不存在性别、年级和学校类型的差异。
研究二:于2018年9月、2018年12月和2019年3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湖北共三所高中的学生进行追踪问卷调查，获得714名被试的有效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存在中介作用，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积极、消极维度对心理健康的积极、消极指标所产生的中介作用不同。(2)积极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生活满意度问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焦虑/于印郁间不存在中介作用;(3)消极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焦虑/N郁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生活满意度间不存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