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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介进入乡村地区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信息输入模式，电视成为农民了解国家政策、接触国家政治信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另一个载体，打破了基层政权垄断政治信息的局面，这一状况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和乡村政治治理会产生怎样的内在作用力？对乡村社会的合法性权威有什么影响？
本文基于2009年7月、2010年7月和2011年3月三次对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西江苗寨的实地调查得出结论：电视媒介进入乡村地区，为农民提供各类信息和娱乐的同时，也设立了一个虚拟的政治接触空间。中央政府调控下的政治信息通过电视的输出和传播，在乡村社会塑造了一种象征性的政治权威，成为农民心中的政治形态的“理想类型”。农民在长期的虚拟政治空间的教化与熏陶下，也日益积累着自身的政治知识，培养自身的政治认知与政治素养，并以这种象征性的政治权威为参照，检验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环境。当基层政权的实际工作绩效难以达到农民心中的理性类型的标准，或者无法满足该参照所形成的某种心理预期时，农民便会以此为参照工具挑战基层权威的合法性。具体地讲，电视在四种意义上扮演着农民挑战基层权威的重要角色：意识上的激发工具、理论上的参照、心理上的后盾和实践中的应用工具。这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基层权威合法性的式微。中央权威与乡镇权威走向中心-边缘的模式，国家合法性权威被割裂——中央权威的合法性在电视虚拟空间中得以塑造和加强，现实中的基层政权权威的合法性则日渐式微——这是电视下乡引起的一系列解构效应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与实际绩效的割裂、权利与威信、中央与地方权威的割裂。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电视下乡所引起的乡村社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变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