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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疲软期,至今复苏乏力。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手段,受到多数国家的高度重视,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制定了与之相关的发展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也成为了我国应对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出路。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旅游业视作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直接途径,为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与发展现实相同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也涌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然而相对于其它行业,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还非常薄弱,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存在非常大的拓展空间。到底是什么推动了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发展,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又是如何进行区位选择的,对这两个基本问题尚缺乏系统回答。基于此,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已有文献为基础依据,以制度基础观、关系视角和多维邻近性理论为母国、东道国、母国-东道国互动3个研究层面的逻辑起点,以异质性理论为企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2个研究方向的逻辑起点,选取2005-2017年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试图探析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国家主体视角下的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第一,从母国视角,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经济发展、制度政策、外资溢出效应和出境旅游规模驱动,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融资环境、对外投资政策、外资溢出效应、出境旅游规模和客户跟随的影响,说明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的适用性。对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分析,发现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客户跟随—获利动机—宏观经济发展限制—溢出效应影响—政策环境支持”。第二,从东道国视角,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路径依赖”和“空间就近”导向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为东道国选择上,对双边投资协定和其它产业贸易投资经验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投资规模选择上,具有“空间就近”导向这一对外投资发展初期的显著特点。研究证实了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的适用性。第三,从母国-东道国局部互动视角,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和实力邻近性的影响。研究验证了“大国综合优势”和“综合优势论”等中国本土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适用性。2.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对比第一,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对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反应,从母国层面解读不存在分异性,而从东道国层面解读则存在一定的分异性,表现为在东道国选择上,中央企业较地方企业更为保守,而在投资规模布局上,地方企业较中央企业更为保守。第二,旅游企业和非旅游企业对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反应,从母国层面解读不存在分异性,而从东道国层面解读则存在一定的分异性,表现为旅游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旅游政策导向型,非旅游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旅游资源导向型。3.空间异质性视角下的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对比在母国空间分布层面,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溢出效应和客户跟随的影响,大西南地区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受到经济发展和客户跟随的影响,其它地区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东道国空间分布层面,亚洲地区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东道国旅游市场驱动,欧洲地区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我国出境旅游市场和东道国旅游市场驱动。4.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机制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由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三重机制驱动。运用邓宁生产折衷范式,整合前述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3个系统全面阐释了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机制。所有权优势包括国际竞争优势、大国综合优势、顶层制度设计和出境旅游影响力;区位优势包括良好的双边关系、投资经验积累和东道国旅游发展前景;内部化优势包括核心业务内部化和非核心业务内部化。文章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3点:第一,多层面构建了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变量。既有研究中对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较为单薄,尤其在产业层面涉及到的变量仅有“我国出境旅游规模”这一变量,本研究推导出了客户跟随动机对旅游业直接投资的驱动作用;再者,文章认为旅游业企业不仅要服务于本国旅游市场,还要服务于他国旅游市场,在此基础上挖掘出了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政策2项因素,该2项因素对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第二,对经营主体异质性的探索。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将产业视作一个整体来探索相关经济现象是片面的,还应当正视更为微观和更为复杂的企业特质。尽管已有文献提到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企业存在异质性,但是暂未见有阐释异质性引起的分异性反应。本研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发现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旅游企业和非旅游企业在区位选择上的不同考量,据此提出了政策性建议。第三,阐释了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的驱动机制。文章运用邓宁的生产折衷范式,解析了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的三重驱动机制,一方面丰富了旅游业跨国经营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为旅游业跨国经营提供了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