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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妮娅·苏珊·拜厄特(Antonia Susan Byatt，1936-)是目前正活跃在英国文坛的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以擅长创作才气横溢艰深复杂的大部头作品而著称于世。学者、评论家和作家的多重身份再加上她接受的系统的英语文学的训练，使拜厄特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学院化气息。她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取材于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对作家女性和知识女性的处境的深切关注。拜厄特小说的主人公几乎均为颇具创作才能的女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往往身陷父权、婚姻、以及男性文学传统的重围而产生创作焦虑。这种焦虑体现为对“女性作者身份”的焦虑，对女性创作空间的焦虑以及由男性文本妖魔化女性作家诱导的自我形象阐释的焦虑。本论文通过细读拜厄特三个不同创作时期的四部代表作品，《太阳的阴影》(1964年)，《占有》(1990年)，《巴别塔》(1996年)以及《吹口哨的女人》(2003年)，旨在探讨拜厄特是如何展示女性作家在与父权、夫权以及男性文本的互动和冲突中创作焦虑的形成和突破的方法。
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通过研读《太阳的阴影》中的父女关系探讨女性作家“作者身份”焦虑的形成和出路。布鲁姆的“影响焦虑”理论指出文学先父对后起作家具有精神压迫作用，并要求“坚强”的作家应该像俄狄浦斯一样杀死文学先父来谋得自我想象空间。《太阳的阴影》中的女主人公安娜正是在其小说家父亲亨利的巨大阴影下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而无法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亨利强大的文学想象力和男性气质让安娜的极具女性色彩的想象力逊色。安娜多次试图摆脱其父影响自主创作但屡屡受挫，最终没能成为一个“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玛丽·古柏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进一步指出女性“作者身份焦虑”的深层原因在于女性文学传统的断裂。安娜对自我想象力和操纵文字能力的怀疑在于她没有一位可以给她提供精神给养的“文学母亲”。吉尔伯特和古柏鼓励像安娜一样的缺乏“安全感”的年轻女作家寻找“缺场”的但代表了女性力量源泉的“母亲缪思”，恢复被父系文学传统切断的母系传统，才能真正克服“作者身份焦虑”。
第二章分析小说《占有》中爱情与婚姻生活对女性的创作空间的侵犯所产生的“空间焦虑”以及女性作家获取独立空间的努力。弗洛伊德对女性“家庭罗曼史”和女性性心理的分析体现了女性进入爱情婚姻的必然。但婚姻和爱情生活往往威胁着女性作家的自主--侵犯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空间，使其沦为“家中天使”。在《占有》一书中女性的“囚禁”和“逃亡”重复上演。拜厄特鼓励她的女主人公们在爱情与婚姻之外的边缘领域建立“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样的一间房既可以作为女性躲避男性世界的暴力和征服的避难所，又可以成为激发和释放女性想象力和创作力的文学乌托邦。
第三章揭示了男性文本对女性作家的精神禁锢。男性文本通过“女怪”的原型塑造强化女性作家的“他者”形象，使女性作家陷入自我形象的焦虑中，以达到压制女性“声音”的目的。人鱼和蛇女是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经典的“女怪”形象，代表了男性对女性力量的“恐惧”和“诋毁”。拜厄特在其作品中“修正”和“改写”人鱼童话以及塞壬和美杜莎的神话，融入了新的女性神话“梅鲁西娜”和“吹口哨的女人”从而实现了对女作家形象的“拨乱反正”。“梅鲁西娜”成为女性神秘创造力的原型，“吹口哨的女人”则成为获得女性“声音”，“话语”的先驱。而拜厄特对男性文本的“修正”和“改写”本身也就是一种新的“叙事”和“话语”。
通过策动女性作家与父系文学传统的决裂并寻找与“母亲”、“姊妹”的纽带，拜厄特作品中的女性作家突出了男性世界和男性文学传统的重围，解放了他们独特的创作能力。拜厄特的作品的意义在于其不仅重现了女性作家的创作焦虑并且提供了相应的策略。拜厄特作品中女主人公折射出拜厄特作家自我的成长历程，也会给其他正在成长的女性作家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