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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然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给环境带来沉重代价,亟待寻找新的增长模式以打破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钢铁产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通过合理设计环境规制工具改变其发展模式势在必行。本文以钢铁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各省(直辖市)2008-2017年数据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钢铁产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性成果如下:(1)利用拓展的索洛模型探究产业绿色转型的数理机制。模型推导结果表明:钢铁产业必须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使其超过资本对产业产出的贡献,最终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在资源环境压力下,政府应逐步建立促进绿色转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在此基础上,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提出本文五个假设。理论分析为后文研究提供支撑,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2)构建考虑能源投入和污染物产出的RAM模型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累积增长值,以此度量产业绿色转型水平。结果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绿色转型水平逐年提高,技术进步是绿色转型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依次递减。(3)构建环境规制影响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计量模型,通过系统GMM法检验模型。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差别,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钢铁产业绿色转型之间呈“U”型关系,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其呈倒“U”型关系;中介效应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中介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中介效应,自愿参与型环境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三类环境规制均通过技术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应参考模型的拟合曲线、拐点,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政策。研究结果为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控制提供参考。(4)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得出强弱规制地区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组合模式。结果表明:强规制地区的一致性值远高于弱规制地区,组合模式更具有解释力,强规制地区各组合模式均强调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弱规制地区无明显特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各类组合模式中存在差别,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总是同时出现,且出现在产业规模较小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总是单独发挥作用,出现在产业规模较大地区。绿色转型组合模式的分析为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类型选择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