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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学界,文学翻译之难众所周知。传统的翻译理论大多关注语言本身,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语言符号的转换。然而从20世纪末开始,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1990年,苏姗·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从此,文化翻译学派不断发展壮大,文化翻译理论也不断成熟和完善。其中,苏姗·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最具代表性,对于研究文化底蕴深厚的翻译作品很有指导意义。《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是一部雅俗共赏的长篇佳作。在中国,《傲慢与偏见》也广受读者的喜爱。除了原作本身的魅力之外,汉译本对其传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此书中,奥斯汀用机敏睿智的语言和细腻形象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典型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然而,这种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文化冲突或者文化空缺现象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也使汉译本独具研究价值。本文从苏姗·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出发,比较《傲慢与偏见》三个汉译本中对于同一文化障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并分析不同译者选取相似或相异翻译策略背后的深层原因。迄今为止,国内《傲慢与偏见》的汉译本有三十多种。其中,王科一的译本时间最早、流传最广;孙致礼的译本自然流畅,颇具原著神采;方华文的译本完成于21世纪,具有最新的时代特色。本研究选取了这三个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译本作为分析的素材。为了使研究更具系统性,本文将书中的文化特点按照四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即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以及思想文化层。三位译者为了应对不同文化层次中的翻译障碍使用了多样的翻译策略。本文对三位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价,最终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将苏姗·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应用于《傲慢与偏见》的汉译本研究确实具有可行性,其核心观念对于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障碍颇具指导意义。其次,王科一,孙致礼和方华文这三位译者致力于传达“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并且利用多样的翻译策略来应对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障碍,例如音译法、拆译法、词类转换法等等。再者,在处理同一文化障碍时,三位译者在选取翻译策略时有相似之处,但差异更多。究其原因,除了译者自身的语言能力以及翻译习惯之外,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以及文化背景对于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也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所谓绝对正确或是绝对错误的译本是不存在的,只有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最合适的译本。正如苏姗·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所强调的那样,每个时代都有其翻译的典范,而且标准一直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