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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打破了传统分工模式,实现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弱化了国家界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劳动力优势融入全球分工,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2000—2020年的21年间制造业对外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速达12.42%。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各国参与分工的基础以及与自身比较优势相符的生产环节发生了很大变化,造成参与价值链的经济体通过参与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与传统海关进出口统计显示的价值间存在误差,从而使得贸易规模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位置以及贸易所得不匹配。为克服这一缺陷,响应《中国制造2025》规划,深入剖析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际价值构成和演变历程,精准把握制造业出口的实际价值获利能力,本文从增加值角度明确中国制造业贸易增加值来源,还原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真实位置,突破可能存在的参与全球垂直化分工造成的“低端锁定”。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制造业贸易规模与贸易所得,寻求提升制造业增加值的途径,制定科学合理的贸易政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采用双边—部门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演变进行梳理。第一,对中国制造业整体贸易增加值进行分解,从进口、出口两方面展开分析:在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高,主要由最终产品出口构成,但中间产品出口占比逐渐上升;在进口中,出口国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同样由最终产品构成;说明中国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下游,承担“世界工厂”的职责。第二,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贸易增加值进行分解:在出口中,劳动密集型国内增加值有所下降,知识密集型国内增加值上升显著,其最终产品变化与国内增加值一致,但知识型和资本型中间产品占比有所上升;在进口中,进口国知识密集型产品国内增加值高于国外增加值,且呈下降趋势,此外中间产品进口的知识型产品下降明显,初级产品占比升高,进口的知识型最终产品下降显著,说明中国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虽然处于较下的位置但不断向上游攀升,更多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第三,为了客观分析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演变,选取与典型国家美、日、韩的双边制造业贸易规模进行分析。从整体和分行业两个层面分析各国出口的价值构成变化情况,得出结论:美国对中国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中国之上的位置,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转向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但与美国还有一定差距,仍然是中间品加工贸易国家的角色。日本对中国出口的获利能力明显下降,而中国对日本出口的获利能力有所提升,所获得的贸易利益要高于日本,并且差距逐渐拉大。从中日双边贸易的增加值构成来看,中国正逐步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贸易获利能力的提高,并整体看来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超越了日本。此外,中国对日本贸易依赖度不高,相较而言,日本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较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位于韩国之上,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两者差距逐渐拉大。四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排名依次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其次,通过分析可知,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位置攀升主要依靠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进口的进口国国外增加值拉动。为了分析其原因,拟从制造业行业要素丰裕度、科技创新研发程度、制造业行业制度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四个维度展开论证。结果显示;制造业能源消费总量结果不显著,无法证明制造业行业要素丰裕度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变化的影响作用;科技成果登记数量、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外贸依存度与国内增加值有正相关作用,说明科技创新研发程度、制造业行业制度环境、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最后,基于上述研究,从提高自出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深化对外合作、建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四方面提出相应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