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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这一理念对于爪哇农村女性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关怀”作为一种伦理概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熟知,之后不少学者致力于将私人领域的“关怀”伦理扩展到公共领域中,“关怀”的道德性和政治性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笔者基于在爪哇岛中部的农村地区的十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将“关怀”作为价值观念与实践来展开对于爪哇农村女性的民族志研究。“关怀”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体现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权力和宗教力量对于女性的性别角色和家庭意识的塑造中,但是不同时期对于农村女性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不尽相同。受爪哇宫廷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爪哇传统文化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于家庭、男性的角色定位于公共领域之中。但是由于前现代国家结构的松散,这些观念对于农村女性的影响有限,更多的研究表明由于爪哇妇女拥有农田、种植及收获水稻、经营小作坊、并且掌握家庭预算,所以日常实践中夫妻关系更多地被认为是互补而不是从属的。其次在殖民时期,本土爪哇女性被分为贵族和农民阶级,其出台的主要政策是针对贵族阶级的,而出于殖民利益和管理方面,对农民阶级的女性施行“放任”的政策。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中产阶级女性的“照顾家庭、对丈夫忠诚、照顾孩子”形象,通过报纸杂志等对爪哇农村女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在新秩序时期,强权政府通过对家庭领域的控制来保持权力,将爪哇礼仪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创造了“父亲挣钱、女性照顾、孩子服从”的核心家庭形象,将女性定位为“母亲”和“妻子”,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达到对于农村地区女性观念的影响。如今,在后苏哈托时代,随着民主政府对于女性权利的提倡、基层地区自主权的获得以及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视,政府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不只是停留在家庭之中,也注重发挥女性在社区事务及经济发展上的作用。宗教与女性团体对于女性权利的讨论推动了印尼女性逐渐走入公共生活,而从日常的头巾实践来看,女性也积极地将宗教身份和现代生活相结合,塑造自我认同。而作为实践的关怀,不仅仅只是在亲密的家庭和邻里关系中,也存在于女性对于社区的建设中。在家庭和邻里中,关怀的道德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礼节和习俗,对于女性的自我认识、人际关系和宗教行为都具有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女性作为道德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事方式,来维持和建构邻里关系。其次,通过对爪哇农村女性所开展的针对老年人和社区发展的活动的深度参与,来看她们如何将“关怀”的理念延伸到社区中。这些社区活动一般是由政府主导,但是实施者是村落中的女性。在实施过程中,女性对于政策的理解与基层政府的关怀理念存在着差异:针对老年人所开展的活动上,政府主要关注于健康方面,并且这种对于公民的关怀同时也伴随着对于身体知识的记录、获取和控制;而女性不仅仅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也致力于促进老年人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如何实现其经济独立、如何提高老年人在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等。可以说,政府权力和资源的介入,影响了人们的关怀方式。由于“老年社区建设”组织的成立,爪哇农村女性得以将关怀延伸到更大的社区中,在关怀他者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在笔者所在的村落的资金申请的过程中,组织成员们为了社区的发展申请资金积极运用个人关系,而在这种与政府的互动中,也让她们心生疑惑,这种方式是否合理,这种关怀是否正当?关怀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实践中交融,成为行为的两个方面。这让笔者意识到,关怀作为一种实践牵扯到不同的主体,各个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可能存在冲突,而人类学就是通过民族志来剖析这种复杂性,来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关怀的理念有效地贯彻到实际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