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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际的道教理论家葛洪（283～343?）,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也奠定了道教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面对儒家理论精神式微、玄学末流导致世风败坏、社会动荡失序缺乏大道指引的社会现实,葛洪集大成地提出了统筹得道匡世与积善成仙、兼涉神形养护的伦理思想,在后世道门人物和普通民众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伦理学视角解读葛洪思想即是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一种尝试,不仅有助于丰富完善魏晋时期的伦理思想研究,而且对探索其后道教伦理思想的前因所在大有裨益。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解读新意,对新时代下德性伦理、情感伦理和公共伦理的构建也有启发意义。本文以葛洪伦理思想为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其一是对葛洪伦理思想来源的探讨,由正文“第一章察往知来:葛洪伦理思想的形成”来完成。葛洪伦理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与其生平和学思之路,以及时代背景等现实因素有关。他出身于江南士族和道学世家,长辈既有儒士又有知名道士,他求学由儒家始,后兼涉其他无所不览。由于出生时家道已没落,又逢两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生活困苦。朝不保夕的年代,思想领域也非常繁荣,隐逸风气和宗教学说盛行。勤奋刻苦、学识广博的葛洪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自身的学养和道德意志也起了很大作用。理论来源方面,葛洪最主要的思想学说来源于兼容诸家之长的黄老道家和早期道教。其中又主要表现为先秦道家的无为自然、贵生观念,黄老道家和玄学的儒道融合、以及当时已发展成为规范意义道德的儒家礼教,和法家的重刑学说等。虽然葛洪的伦理思想主要来源于黄老道家,但是先秦儒、墨、道、法等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我国历史上伦理思想发展的基调,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内涵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仍可以从先秦找到支撑。本文以先秦到《抱朴子》成书为时间维度,对葛洪伦理思想进行溯源,不仅能为葛洪的思想找到理论来源和现实来源,也能为深入把握葛洪的伦理思想提供支撑。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他既宗教又世俗、兼容多种思想理论的伦理思想。其二是对葛洪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葛洪伦理思想的构成的探析,这是本文主要而又重点的内容,由正文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构成。“第二章清澄性理:葛洪的道德根据论”论述葛洪所确立的道德根据。在自然本体上,葛洪延续了“道”的观念,将老子以“道”为本的道家哲学改造为以“一”为本的道教哲学,而不是和早期天师道一样赋予“道”以神格,具有神仙道教的特色。葛洪将这种神格赋予“一”,“一”位于北极大渊之中,有姓字服色,是物质实体也是精神实体。他认为“道”起于“一”,“守一”才能通神,因此“一”才是大道之所在,要真正把握“道”就要“守一”。“守一”分守“真一”和“玄一”。守“玄一”是可以连接仙界的修炼法术,葛洪将魏晋时发扬光大的“玄”置于“一”之上,以达于“玄”为最高境界、道德理想,“玄胞胎元一”,在此过程中“一”这一抽象又具化的实体是人可以把握的部分。“玄”是人追求的精神境界,“一”是人达于“玄”的途径,“道”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那么万物由何而来,葛洪认为“禀命受气”,来于自然。葛洪接受了自然人性论观点,把道德也内置在自然人性中。“气”或“自然”是道德的起源,对于人来说,自然大道就是道德。基于自然人性论的观点,葛洪认为父子间的孝与慈、兄弟之间的友爱等道德情感都是出自人的自然情性,本是先天就有的客观存在、是天性使然,“人之有礼,犹鱼之有水”“夫唯无礼,不厕贵性”。大义灭亲、先公后私之事,都是外因影响的结果。两汉时礼教被认为来源于天意天命,人性之善和人的价值被排除在外,而葛洪心中的道德既是后天礼教纲常,又是所禀人性之德性。也正是因为葛洪未对道德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他顺利地将本体意义上的道德,过渡到社会意义上的礼教,并融二者为一体。人禀气而生,生命和命运有先天注定的方面,也有先天规定不了的,“移易予夺,非天所能”。同时,命定的部分有美德也有恶德,“有欲之性,起于自然”,人性中与生俱来也伴随了欲望、自私等因素,但是人禀万物之灵,人伦道德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据。若“诱于可欲,则天理灭矣”,好在“习与性成,不异自然”。道德修养可以帮助克服人性中的一些不足,道德还具有凝聚作用,帮助国家免受或抵御内外贼寇的破坏,同时有助于文化传统的延续。因此,葛洪也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的作用,积极主张通过后天学而为善。个人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社会为保障良好运行则是通过“制礼数”以及道德教化的途径。为确保后天“习与性成”是善的,葛洪提出“穷理尽性”以正“自然之感”,具体包括精神上的修炼和理论上学习等途径。“第三章启导聪明:葛洪的道德修养论”论述葛洪的道德修养论。既然道德可以后天修养教化,那么在具体实施上也要有分辨的智慧。葛洪认为“德贵真知”,真知足才不会诱于所欲,否定道德的流俗自然主义非常不可取,因此他勖学崇教。然而,“德”本身并非目的,不是至善。葛洪高扬“明”的价值,将“明”置于比“德”更优先的地位,认为虽然德有强大的现实作用,却并非全能。在强调仁、重义轻利的基础上,葛洪看重实用价值,认为“德粗文精”“刑为仁佐”“明先仁后”。具体到德目上,葛洪认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应有不同的德性,对于君主来说最重要的德性是“明”,即智慧,要能准确地选官用官,因为官员的德性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进而关系到自己统治的稳固与否。君主要想永葆自己政治统治就得具备仁爱之心,了解体察百姓疾苦,从《神仙传》可以看出葛洪对君主没有太多道德规范的提倡,最终落脚点都是为稳固皇权服务。作为臣子则要注重各种道德规范,因为他们是社会效仿的榜样,在其位谋其政,有助仕途顺利,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遵守政治社会运行必须的道德原则,和良好的人伦环境需要的德性品质方能过一生好生活。而修道之人既要遵守世俗的道德规范,要仁爱、守礼,还得具备少私寡欲、不慕荣华等品质才有可能实现成仙目标。“第四章长生久视:葛洪的人生价值观”论述抱朴子的人生价值观。虽然有诸多道德修养的提倡,葛洪的终极目标还是在本真自然的基础上实现长生久视。葛洪的修道思想高扬生命本身的价值,视人的生命为一个未能尽知的领域,并从理论上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他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身体进行客体化,对肉身进行肯定,甚至将肉身具有长生不死的可能性作为信仰。葛洪视长生久视为人生鹄的,但并不否定成就社会价值,若二者冲突,个体生命价值是第一位的。为此他极力赞成当时盛行的隐逸之风,因为这更有利于保全生命,而且认为那些企图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甚至以死尽忠的做法是愚蠢狂惑的。贵生的理念关照下,葛洪提出了有益养生的实践方法,从伦理层面来说,修德即是其中之一:“忠孝和顺”以保身,“慈心于物”以延年,“积善累德”以成仙。他如此虔诚地相信神仙可学、仙人可得,以至于专门著书论述神仙存在,以上种种贵生、以德养生理念存在的前提就是“仙可学致”。其三是葛洪伦理思想的述评,论文第五章总结性地完成这一部分内容。“第五章博涉勤戒:葛洪伦理思想的贡献、局限和启示”对葛洪伦理思想进行总结性述评。首先,葛洪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在于兼涉德性和规范,融汇修身与理国,也贯通了神仙和凡人。《抱朴子》和《神仙传》展示出葛洪的价值观体系融身体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一体。抱朴子浑然天成地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和神仙等学说中的道德观念,且使它们相互之间并行不悖。宗教和世俗的伦理道德思想的两相调和,既为修道减少了阻力,规避了障碍,又消除了思想顾虑。显然葛洪将其伦理思想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了使之流行于世,结果也如他所愿,他之后千余年历史上,无论道门人物还是寻常百姓都深受他学说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葛洪圆融宏大折衷的择取态度,为道教取得官方认可立下了汗马功劳。实践意义方面,在儒学式微的年代坚守儒家价值传统,直刺社会上各种道德虚无主义行为,提倡以德养生,对扭转世气起了积极作用。其次,葛洪的伦理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时代局限,包括他主张的道德原则无序,甚至有多处矛盾论述;思想观念保守,尊卑等级意识鲜明;不仅没有发扬太平道的平等观念,还贬低歧视女性。最后,葛洪伦理思想对当代伦理社会的构建有启示意义。葛洪对道德本原的探索、对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论证、对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的阐释,是对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积极尝试。对于修道之人,葛洪重“自然”和德性;对于世俗之人,葛洪重名教。他对于“自然”的追求,可视为是对现今社会理性至上文化的一种消解,在不诉诸宗教或者传统礼教的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可以重塑尊奉“天道”的哲学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