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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健全,公司之间的并购活动越来越成为公司对股权和资产进行重新配置的重要方式,以此带来业绩的提高和长远发展,但是关于并购的最终结果如何却尚未达成一致,关于并购绩效的研究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国内外对并购的研究更多的是关于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和限定条件,因此学者们越来越致力于从新的角度对并购过程和结果进行解释。董事会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关键,在并购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对并购结果负责。已有的文献多集中在对董事会的组成和规模两个方面的研究,但是最近关于公司董事与董事之间由于共同的教育背景、活动经历或者在同一公司任职,从而形成社会网络的现象越来越引起学术上的关注(Seoungpil Ahn,2010)。在国内外的一系列研究中,关于董事网络对公司并购的影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Mufaddal(2015)认为董事网络可以提高了并购绩效,通过获取更多的私有信息从而在并购谈判中居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Joy Ishii(2014)发现CEO的个人之间网络关系的存在会对干扰公司治理,造成目标公司选择和并购过程中的“熟悉偏差”,对并购绩效产生不利影响。SeoungpilAhn(2010)认为董事在兼职过程中会造成过度繁忙,从而放松对管理层的监管,导致对股东价值不利的并购事件发生。BrenoSchmidt(2015)则从公司内部董事和CEO之间的联结出发,认为董事会的非独立性也可能带来股东价值的增加,具体取决于公司的需要,这篇研究强调了董事会的建议和监督两方面的职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我国关于董事网络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刚刚兴起,涉及公司治理和财务的各个方面,如连锁董事与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陈仕华,2012),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投资效率的影响(陈运森2011);关于董事网络与并购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主要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和组织间模仿理论两个方面研究其正向作用(陈仕华,2013,万良勇,2014),相比于国外的研究解释机制较为单一。另外,研究中对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不做区分(陈仕华,2012),或者单独研究独立董事网络的影响(万良勇2013)。因为之前公司内部董事在外兼任的情况较少(陈运森,2011),董事联结的数据不多,而独立董事的弱联结作用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万良勇,胡璨,2013)。但是在对最新数据的统计过程中发现内部董事网络越来越普遍,且由于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职责不同,发挥作用的方式存在差异,因而对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研究对比十分必要,如SeoungpilAhn(2010)年的研究中强调了公司外部董事的监管职能。本文对全部A股上市公司和并购样本中董事联结情况进行统计描述,证实了董事网络的普遍性。另外,本文结合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对董事网络的相关理论进行扩展和深入研究。具体来说,对内部董事网络和独立董事网络进行了区分,分别研究其对主并方短期并购绩效的影响,探寻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理论假说方面,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认为董事网络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交换渠道,使得各种观点、私有信息得以传递,从而对并购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地位是不均等的,位于社会网络中心位置的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更大量的资源,拥有这样优势地位的董事可以更有效的发挥在并购中的咨询和信息提供功能,有效缓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在并购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基于代理理论,独立董事兼职的职位过多,一方面使其过于繁忙,难以有效行使监督职责,另一方面为维护社会网络会花费较高的时间成本,也不利于职能的有效发挥,而对管理层监管的放松会加剧委托代理问题,从而对并购绩效产生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对于监管需求迫切的公司来说会尤为重要。实证上,本文选取了 2004-2015年的4040个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对董事网络位置及影响力的衡量,参照国内外一般的做法,包括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四个变量,分别衡量的是对外联系的程度,作为中介的弱联结作用、信息传递的效率以及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并购绩效的衡量是通过事件研究法计算的主并公司宣告日前后三天的累计异常回报率,根据以上假说建立模型,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单变量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董事会中连锁董事所占的比例与并购绩效正相关。企业的连锁董事越多,说明对外联结越广泛,越能发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从而对公司并购绩效产生正向影响。2、连锁董事的网络位置与并购绩效正相关,即连锁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并有效促进信息交换。3、独立董事的忙碌程度与并购绩效负相关。在我国存在普遍的独立董事兼任的现象,这一方面能促使他们为了自身声誉而更有动力、有能力履行建议和监督的义务,另一方面,独立董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过于忙碌的独立董事将放松对管理层的监管,容易发生价值损失的并购活动,从而对并购绩效产生负向作用。4、独立董事的监管职能对于监管需要更加迫切的企业来说尤其重要,将导致对并购绩效更加明显的负向影响。本文和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及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董事会成员进行了区分,分别研究了内部董事网络和独立董事网络的作用,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董事是从公司内部选举产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力量,而独立董事是外部聘任,独立于公司股东,不受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制约,并且有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为公司经营、重大决策提供专业支持,由于其独立性,能够公正、客观的做出有关公司的判断;独立董事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发挥监管职责、进行投资者保护,SeoungpilAhn(2010)年的研究中关于“忙碌理论”强调了公司外部董事的监管职能。国外的文献大多没有将董事会成员进行区分,因为研究的是并购双方之间的董事联结关系;国内的目前对全部董事会成员或者独立董事进行研究,因为之前内部董事联结的数据较少,独立董事的弱联结作用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万良勇,胡璨,2013),而且公司内部董事在外兼任的情况较少(陈运森,2011),因此大多研究只集中在独立董事方面。但是,近年来通过本文的样本研究发现董事网络关系变得更加普遍,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和单变量分析也证实了两者差异的显著性,因而有必要对董事网络的各种连接关系进行详细的区分。目前国内文献有陈仕华等(2013)、段海燕(2008)等少量文献进行区分且与本文类似,但只是用虚拟变量衡量是否存在董事、独立董事的联结关系,没有衡量联结的程度,而本文对这一分类进行了量化分析,且之前研究受样本量限制并未发现显著结果,这与本文不同。2、本文的研究发现了内部连锁董事的比例与主并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正相关,而独立董事的过度兼职却对并购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用存在网络联结的内部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重作为内部董事联结数量的代理变量,发现连锁董事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并购绩效的提高;用公司独立董事兼职数量占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作为独立董事忙碌程度的代理变量,独立董事越忙碌,越不利于并购绩效的提高。这反应了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的作用机制不同,内部董事更多的提供信息传递职能,而独立董事还承担监管职能。目前国内关于董事网络的研究都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进行解释,强调独立董事兼职形成的社会网络的正向作用(万良勇,2014,陈运森,2011)。国外文献如Seoungpil Ahn(2010)提出了研究了公司外部董事兼任情况对并购宣告效应的影响,基于代理理论认为董事兼职引起了监管放松,从而引起并购过程中的代理冲突,这一方面国内只有段海燕(2008)认为董事和独立董事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不同,曹廷求(2013)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董事网络位置与并购财富倒U形的关系,但是没有对独立董事进行研究,而相较于内部董事而言,独立董事的监管功能更明显,更加值得研究。3、本文参考了 Seoungpil Ahn(2010)提出了独立董事“忙碌理论”,但是本文的贡献在于进一步研究了对于不同监管需求的公司,独立董事的忙碌程度对并购绩效的负向作用是不同的。本文也与Breno Schmidt(2015)类似,同时研究了董事会具有监管和建议两方面的职能,但是Breno Schmidt研究的是公司董事成员与CEO的内部联结关系,本文强调的是主并公司的外部联结。国内很少从公司的监管需求角度研究独立董事网络影响的文献,本文进一步完善了董事网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