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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学派和新货币主义学派均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仅是通过“货币途径”完成的。它们的理论都适应了其所处的时代需要，从而在政策层面曾处于支配地位。在斯蒂格利茨看来，新货币主义并没有为货币为什么重要或如何重要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以货币交易需求为基础的新货币主义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缺陷。 斯蒂格利茨所针对的传统货币经济学，主要是指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学派，他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主要是在反思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货币经济学的两大对立学派——货币学派与银行学派的较量，一直持续到今天。斯蒂格利茨对弗里德曼的挑战，无疑可以划分到现代版的银行学派向货币学派挑战的范围。从斯蒂格利茨看来，两个学派的基本差别在于货币政策的出发点不同，货币学派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的，银行学派是以信用可得性为基础的。 斯蒂格利茨提出把货币经济学置于银行信贷行为的基础上，使传统意义上属于微观经济学的银行行为理论与传统上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及政策结合在一起，形成货币政策传导的新途径与信贷渠道。这样，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种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把微观信贷与宏观运行相对接，从而试图把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银行监管统一到一个新的框架当中。 凯恩斯之后经济学被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微观经济学家批评宏观经济学家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而宏观经济学家则谴责微观经济学家沉迷于不现实和不适用的理论之中。有两种方法可以把两者重新连接起来:新古典经济学选择了将宏观经济理论引入微观经济理论，试图从理性、企业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等基本原则出发来推导经济加总的动态行为;新凯恩斯主义则尝试将微观经济理论引入宏观经济理论，试图解释失业、信贷配给和商业周期等与标准微观理论结论不一致的经济现象。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优秀代表，斯蒂格利茨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构建起宏观金融调控的微观基础。他突破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微观主体这一局限，其最大的特点是考虑到银行在不完全信息和市场条件下，未必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不符合理性经济人条件。不过，由于他过分强调微观以银行为主体信贷市场的传导作用，而忽视了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释放能力和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多层次市场的传导作用;过分强调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而专注于货币的内生性，忽视了货币的外生性和货币政策的失效。 本文试图在斯蒂格利茨的新范式基础上，结合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托宾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宏观金融调控多元化和异质的微观基础来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在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上升、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对于研究当前宏观金融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