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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科学诞生起，大批的哲学家与科学家都试图对科学的本质与方法论原则进行说明，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人在机械自然中寻求对科学的解释与说明，科学的历史性被当作科学研究中“次级效应”被忽视和消除。这种对科学的无历史性说明在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那里达到了顶峰，他们认为科学是认识和反映实在的知识体系，科学发展由科学内部逻辑主导运作，并最终达至对实在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在逻辑实证主义学派那里，科学的历史性不仅被忽视而且被根除，好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非历史性的科学观是一种“回溯式描述”，注重“结果”，认可“得胜者”，而不是关注“过程”，正视“失败者”。在这种科学观的引导下，科学知识自身的产物往往被用来作为重建历史时的唯一解释标准。在卡尔·波普尔与托马斯·库恩两人思想成果中，这种反历史性的标准科学观开始瓦解。两人开始关注科学知识产生的动态过程，关注实际科学生活的事实，转向考察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来分析科学，正是由于这种科学哲学研究的视角的转变，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历史性”重新纳入到科学研究，“历史性”以这种姿态走入了哲学家的视野。科学的社会建构把科学的社会学维度说明“发扬光大”，把社会历史性提升为描述科学的首要因素，并在此前提下展示了科学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特性。
当下科学观对科学的理解产生了诸多问题，如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抗；主体与客体的二分；科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消解科学理性的围剿等等，对科学真正历史性的理解是消解这些问题的基本路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认为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是以异质性特征为基础的实践过程塑造的，因为实践的科学本身蕴含开放性、动态性和情境性特征，对每一因素进行探讨，即进行多维度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科学本身处在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与社会建构论狭义的历史性相比，作为实践的科学不排斥自然的塑造作用，自然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思想性要素和物质性条件，共同地在科学实践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科学历史性根植于实践、也复归于实践，在作为实践的科学研究中，实践过程中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聚集，非人类物质同样获得了一种历史性。
科学的历史性源于科学文化的“内生性”性质，这种“内生性”既不是科学逻辑的自我支配，也不是科学中社会历史性主导，而是由科学实践过程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循环往复的相互塑造。标准科学观中的进步性、真理性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理解的科学的一个维向。对科学的历史性的理解导引多角度、多维度审视科学，审视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