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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以底层抗争、基层治理及其互动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华中Z镇农民抗争事件的实证考察，试图把握我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秩序，揭示底层民众抗争行动的基本逻辑以及基层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检讨抗争与治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我国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围绕抗争和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研究我国农村的社会秩序，是本文追求学术创新的一个尝试。通过对经验性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获得了两个有价值的发现: (1)我国农村底层抗争的“递进模型”。底层抗争发生的三大要素即侵权认知、抗争文化、抗争策略，在抗争行动中是一种递进关系，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在三大要素中，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发生的首要基础。底层群体之所以会做出抗争的行动，首要原因在于认知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侵犯。抗争文化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温和的抗争文化是一种负催化剂，会促使抗争者心平气和地放弃激烈对抗的方式，转而寻求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对抗性”文化则“加速”抗争者做出抗争的决定，促使底层群众一遇到困难便首选对抗作为诉求的主要渠道。抗争策略是抗争行动的具体表现，是底层民众选择温和的抑或激烈的方式以实现抗争目标的技巧和步骤。 (2)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趋势。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及基层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在消解抗争策略上“下功夫”，突出表现为强调“维稳”。这种“维稳”的目标不在于谋求解决抗争行动背后的原因，不在于通过提高治理效率来解决抗争问题，而是靠上级的重视、压力和工作经费的持续增加来体现“维稳”的绩效。这就使得基层治理愈益呈现出“内卷化”的特征和趋势。要解决基层治理这种低效率的“内卷化”问题，有三条途径:一是重视“维稳术”，通过技术治理，力争将每一起抗争事件纳入依法治理（法治）的轨道内加以解决;二是引导抗争文化，剔除其“对抗性”，由“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三是切实扩大农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帮助农民选择抗争之外的合法途径来达到利益诉求的目标。 根据以上发现，笔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引起的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的主要变量，但抗争文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基层政府及有关基层组织而言，为了实现健康有效的基层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维稳”的策略目标阶段，而需准确把握抗争行动发生的规律和逻辑，立足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的角度，有针对性地疏导和引导抗争文化，重新塑造底层对“侵权”的认知，将他们的抗争行动纳入法治的轨道，依法解决抗争行动的原因。换而言之，重视抗争文化在底层抗争行动中的作用，可以促使基层政府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切实降低或减少农民感受到的侵权认知，有效构建政社之间、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共同体关系，进而实现健康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