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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尤其女性人口婚姻的“梯级迁移”，形成了婚姻地域挤压，导致中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成为大龄未婚男性的聚集地。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如果不能实现结婚、生儿育女，其自尊便会受到影响，进一步引发抑郁等心理问题，从而对心理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有研究认为“光棍人群”可能具有攻击性和暴力性。许多学者担心他们将危害社会的安定，我们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些假设。 现有关于婚姻与心理福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婚姻状态或成婚困难与心理福利的直接相关关系以及这个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忽视了对他们本身状况的关心。 本研究主要以大龄未婚男性为核心，研究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挤压对大龄未婚男性心理福利的影响。 目的： 通过对贫困农村大龄未婚、大龄已婚、年轻未婚人群基本人口学特征，对大龄未婚认知、商业性性行为，自尊、忧郁、攻击性等的量表调查和测量，研究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挤压对大龄未婚男性心理福利的影响。以便为有关男性婚姻挤压的社会后果预测提供一个较适宜的观察点，也为改善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福利提供实证数据;同时为社会干预提供切入点和干预的重点人群，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方法： 问卷调查——与多数研究不同的是，最终问卷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经过了预调查。 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和小组讨论形成半结构化访谈问卷，在贵州贫困地区对45名20-39岁男性进行半结构访谈，主要了解大龄未婚男性的失婚原因、周围人群对其看法、以及大龄未婚男性心理状况及背后原因、商业性性行为参与状况。在定性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初步设计出相应的调查问卷，经预调查后进行分析修改，最终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本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有:基本人口学特征、对于大龄未婚的认知、商业性性行为、自尊量表、抑郁量表、攻击性量表。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搜集资料。 使用AMOS7.0、SPSS16.0等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了解自尊/抑郁/攻击性量表的结构、维度、效度。Cronbachα系数进行信度分析。其他分析方法有方差分析、卡方检验、t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结果： 1.大龄男性未婚原因:经济条件（家住的太偏僻、往往也是贫困的代名词）是大龄单身男性找不到对象的主要原因，性格内向（代表情感因素）占第二位，“脾气不好”、“没有上进心”等人格特征占第三位。 2.大龄未婚男性压力来源及应对:个人认为的主要压力有:被人看不起(41.2％)，父母会着急(20.5％)，容易受人欺负(19.9％)。周围人对于大龄未婚男性的看法主要有:父母长辈会替他们着急(27.6％)，认为他太挑剔(17.5％)，猜测这个人性格不好(15.2％)，个人的选择(14.3％)。面对压力，大龄未婚男性的应对方法主要是逃避:抽烟喝酒比以前更多了(21.6％)，越来越内向(17.6％)，闷闷不乐，不愿外出(17.1％)，脾气越来越差(14.9％)，心里不平衡，有嫉妒或报复心理(10.4％)。 3.大龄未婚男性商业性性行为:55.2％的大龄未婚男性表示他认识的单身大龄青年找过“小姐”，29.2％的大龄未婚男性承认自己去找过小姐。家庭经济条件是大龄未婚男性商业性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经济条件好的大龄未婚男性更容易有商业性性行为。 4.测量工具的结构研究:Rosenberg自尊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743，Beck抑郁量表α系数为0.909，Buss&Perry攻击量表α为0.732.自尊、抑郁、攻击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5.自尊:大龄未婚男性的自尊得分为23.64±3.42，年轻未婚男性的自尊得分为25.81±3.70，大龄已婚男性的自尊得分为25.63±3.05。大龄未婚男性的自尊得分低于另外两类人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调整了年龄、教育、经济条件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后，大龄未婚男性的自尊得分仍然低于另外两类人群。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条件是大龄未婚男性自尊的影响因素。 6.抑郁:大龄未婚男性抑郁得分为17.48±11.17，年轻未婚男性抑郁得分为11.98±10.29，大龄已婚男性的抑郁得分为10.70±10.37。对大龄未婚男性的抑郁得分进行分级，无抑郁的占16.3％，轻度抑郁的人占24.7％，中度抑郁的人占19.1％，重度抑郁占40％。在调整了年龄、教育、经济条件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后，大龄未婚男性的抑郁得分仍然高于另外两类人群。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自尊和至今单身的感受是大龄未婚男性的影响因素。 7.自杀意念:在大龄未婚男性中，没有任何自杀想法的占62.5％，远低于年轻未婚男性的80.0％和大龄已婚男性的86.1％。有自杀念头但不会真去自杀的占26.2％，很想自杀的占6.8％，如果有机会就会自杀的占4.5％，远高于年轻未婚男性的15.9％、1.8％、2.2％和大龄已婚男性的10.5％、1.1％、2.3％。影响大龄未婚男性自杀的因素是抑郁。 8.攻击性:大龄未婚男性的得分为36.68±6.89，年轻未婚男性的得分为34.12±7.65，大龄已婚男性的得分为33.71±8.34，大龄未婚男性的平均分均高于年轻未婚男性及大龄已婚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调整了自尊、抑郁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后，大龄未婚男性的攻击性高于大龄未婚男性和年轻已婚男性。在大龄未婚男性攻击总分回归模型中，至今单身的感受、自尊和抑郁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 9.大龄未婚男性心理福利路径分析:大龄未婚男性自尊、抑郁、攻击性路径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大龄未婚男性教育、经济水平通过自尊、至今单身的感受来间接影响抑郁和攻击性。自尊对攻击的总效应大于抑郁对攻击的总效应，但是自尊对攻击的直接效应较低，主要是通过抑郁、至今单身的感受间接途径来实现。大龄未婚男性的抑郁可直接影响其攻击水平。 结论：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个人及家庭收入较低、教育程度较低。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中国性别比失衡背景下婚姻挤压的直接受害者。经济和情感因素是大龄男性未婚的主要原因。 农村男性由于大龄未婚，承受着来自父母和社区的压力:父母为他们的婚事焦虑增加了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压力，在社区要面对周围人的猜测、议论和异样的眼光。面对压力，大龄未婚男性大多消极应对。 大龄男性长期未婚，难以获得稳定的性生活，导致性福利受损，进而会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比如商业性性行为。经济条件是发生商业性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大龄未婚男性心理福利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结构维度。大龄未婚男性的自尊水平低于年轻未婚男性和大龄已婚男性;抑郁程度、自杀意念和攻击性高于其他两类人群。 因此性别比偏高造成的婚姻挤压导致农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龄未婚男性面临着各种压力，心理福利远远低于大龄已婚男性和年轻未婚男性。 政策建议： 公共政策层面:继续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制。 社会支持层面:把扶助贫困农村大龄未婚青年成家立业纳入扶贫工作总体规划;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使大龄未婚男性融入群体生活中;尊重大龄未婚男性选择的生活方式，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 健康促进层面:开展危险性行为的健康教育，加强心理干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