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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入不平等从1978年至2000年呈现下降趋势,中国是推动国际收入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动力。定性分析显示,当包括中国时,以基尼指数、参数为2、1和0的广义信息指数和参数为2、1和0.5的阿特金森指数表示的国际收入不平等从1978年至2000年是下降的,而不包括中国时,以这些不平等指数表示的国际收入不平等在同一时期呈现上升趋势,或者变化平稳,或者呈现微弱的下降趋势。国际收入不平等从1978年至2000年逐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因素的下降。定量分析显示,中国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率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大于80%,在部分年份其贡献率还超过了100%。但是关于中国因素变化和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关系的结论的局限性在于中国因素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率在所分析的时间区间上波动太大。中国因素从1978年至2000年逐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总体不平等因素在所分析的时间区间上逐渐缩小。中国和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总体不平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的变化的贡献率20世纪80年代在74.949%和64.639%之间波动,90年代在76.34%和88.18%之间波动。而中国和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总体不平等因素逐渐缩小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的不平等因素在所分析的时间区间上逐渐缩小。中国和美国的不平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下降的贡献率20世纪80年代在27.431%和43.072%之间波动,90年代在29.455%和42.712%之间波动。中国因素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中国经济因素的变化和中国人口因素的变化。在以1978年为基础年控制人口因素的理论、以2000年为基础年控制人口因素的理论、以1978年为基础年控制经济因素的理论和以2000年为基础年控制经济因素的理论等4种情形下分析发现,中国因素从1978年至2000年逐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因素变化,虽然中国人口因素变化是中国因素变化的次要原因,但却为重要原因。从而中国推动国际收入不平等下降的主要源泉是经济增长,但人口增长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此结论的局限性在于在所分析的时间区间上中国经济因素的变化和中国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的变化的贡献率的波动太大,并且以2000年为基础年控制经济因素的理论情形下的分析结论与其它3种情形下的结论在数量上稍有差别。对于中国因素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率从1978年至2000年的波动、经济因素变化和人口因素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从1978年至2000年的波动和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率从1978年至2000年的波动,线性拟合理论给出了此时间区间上的波动的一种平均。此理论再次验证了上面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