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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人类永恒的本性,每个时代的人都要用信仰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的信仰史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但是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诞生,才真正实现了人类信仰史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即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并且他们以自身的行动积极传播和实践着自己创立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信仰获得了初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它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指向,其主旨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目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诞生起,它就与劳苦大众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命运息息相关。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人民,以这一信仰体系为指导,在共产主义目标的牵导下,不断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发挥着目标导向、思想引领、精神动力、政治灵魂的作用,成为广大劳动人民追求自身解放和幸福生活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苏联经历了极其坎坷的命运。19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开始传播,并逐渐为工农劳动大众所接受和认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俄国化,在信仰理论上,形成了第一个民族化的理论形式即列宁主义；在信仰实践中,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国家的主导信仰。列宁积极推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他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神,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导地位。斯大林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中也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以及个人崇拜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巩固的同时也出现了扭曲。后斯大林时期,由于逐步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信仰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苏联出现了危机,这场危机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产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深化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全面爆发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亡党亡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总体上看,获得了大发展。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经历了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个体形态向组织形态的演变,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革命党的政治信仰上升为国家的主导信仰。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实现了民族化、中国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中国化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实现了主导信仰与主流信仰的同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信仰主体那里过多地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并逐步掺入了个人崇拜的因素,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极其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畸形化发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神,引导人民群众逐步从个人崇拜的阴影中走出来,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了理性的归位。随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又经历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信仰困境以及“法轮功”的冲击等,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曲折中获得了进一步地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中国化的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信仰实践中,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积极引导人民群众的信仰观念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信仰目标的确立,激发了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共产主义的豪情壮志,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需要通过持续不断地信仰建设来巩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实践中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都为这一信仰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这一信仰建设又受到“资”强“社”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等多种因素的挑战和影响。后者也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现实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而且在当代中国它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的迫切需要。为此,就要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相统一、示范引领与主体选择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相统一、批判斗争与吸收借鉴相统一的方法,并通过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效、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加强党及党的信仰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等途径来扎实推进这一信仰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