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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可言”的研究贯穿古今中外，中国的道家及西方的维特根斯坦都曾就“不可言”这一现象抒发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不可说”乃“道”的最高境界，于维特根斯坦而言，文本最大的意义则在于“不可说”，与此同时，二者皆把“不可言”置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之中进行考量，在指出言语的有限和困境之时，提出“言”乃“不可言”之坚实基础，即“不可言”具有“可言性”。但该主题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哲学及人格修养等领域，或是语言符号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等语言哲学领域，大多具有形而上的特点，而本文则是从语用学角度以诗歌文本为基础对“不可言”这个现象进行实例化的分析，提出从作者、文本自身各层面，以及读者处理文本三个角度上而言，“不可言”都具有极大的可言性，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言语的“困境”上。 本文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以顺应论为理论基础、诗歌文本为研究对象，对“不可言”的“可言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维索尔伦对语用学采取综观的态度，提出了顺应论，展示了语言交流的灵活性，为了达到交流的需求，我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表述的语言来说明意图或是理解文本，即从结构、语境、动态和意识程度四个维度强调文本的功能性，恰为该主题的阐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及理论框架。“不可言”的“可言性”正体现在有意识地对文本结构和语境的动态的选择和理解中。诗歌文本简练和意犹未尽，具有高度的“不可言性”，但从哲学和文学的相关见解出发，其“不可言”又恰恰以文本和语境为载体，它将“可言”与“不可言”巧妙地结合起来，发挥了巨大的美学价值。因此对“不可言”的“可言性”进行研究必定要回归“言”即文本，且要求以文本为中心向作者创作及读者阅读两个维度进行辐射，力求理解的全面。为了有效了进行实例分析，本文选取了李清照的诗歌，力争规避研究对象范围过大以及例证选择的刻意性。要言之，以诗歌为载体用语用学理论对不可言说的言说性进行细致的分析，从声音到词汇、从词组到小句、从句子到语境，经过分析，笔者发现诗歌文本处处展现着不可言的内容，回归文本是了解文本意义不可或缺的途经。 该问从顺应论角度解释诗歌中不可言的可言性这个语言哲学范畴的问题，以期促进跨学科的借鉴和交流，如语用学和语言哲学，或是语用学和诗学。除了理论上的希冀，该文对诗歌文本的细致研究，把不可说的形而上的理解实例化，为诗歌研究提供了些许的实践经验，希望有心者能从中发现研究新动向，或以之为鉴，规避研究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