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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和谭恩美分别为海外华人华文写作与英语写作的代表人物，虽然她们书写所用的语言和具体的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中国”是她们共同关注的书写题材。《扶桑》、《喜福会》中所呈现的中国“芯”，正是其文化之基、魅力之源。而由于她们文化背景不同，她们在对中国文化的陈述与表达上，出现了差异。身处美国多元文化语境，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也使她们对中国文化的呈现形式变得更为复杂。两种书写在叙述中国时所呈现的不同的形式，在表达中国文化时的微妙抉择，恰恰表明了严歌苓与谭恩美在中西文化的夹缝间，有区别的文化认同感及文化身份立场的偏差。对比分析这种复杂的书写形式，寻找存在于两个文本中的中国“芯”，梳理辨析两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表达策略，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旨在通过对严歌苓、谭恩美作品的总体审视，抽取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扶桑》、《喜福会》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借此对严歌苓、谭恩美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中国文化质素，进行以点带面的分析与阐释。全篇分为三章: 第一章，探讨海外华人华文写作与英语写作所呈现出的双重文化特色，以及严歌苓、谭恩美获取中国“芯”的不同方式。边缘文化身份与双重文化经验造成了海外华人创作中的双重文化特色，身处美国多元文化语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他们书写“中国”的方式也变得错综复杂。作者对于“中国”不同的感知与记忆，汇聚成为他们文本中不同的中国“芯”。（对于“中国”感知方式的不同，影响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表达。）谭思美对于中国的认知来源于她的母亲，她是在家族记忆的幻影中寻找着文化的原乡;严歌苓则将曾经在中国鲜活的经验，写入自己的文本，但由于近年来本土经验的缺失，“中国”在她的文本中也渐趋模糊。 第二章，解读中国“芯”的第一重表达——中国元素，分析两个文本对中国元素的呈现和异同。对于中国元素的运用，谭恩美与严歌苓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具体表现在文本中那些由中国元素建构的文化符号。谭恩美在叙述的过程中抽空了中国文化符号的精神内里，将其物质化、简单化，使其成为代表族裔特性的物质空壳、多元文化语境中被贩售的对象。严歌苓则试图在中西两种文化中寻找平衡，她于叙述中徘徊、挣扎，最终呈现出一个“一体两面”的符号“扶桑”。 第三章，解读中国“芯”的第二重表达——“因果”母题，分析两个文本对“因果”母题的呈现和异同。在严歌苓与谭恩美的叙事结构中都存在着象征“因果”母题的“圆”型，这源于她们血液中的文化根性，体现了她们对于“因果”母题的皈依。但在异质语境下，她们也呈现出对“因果”母题的背离。严歌苓走向自己文化的源头，以一种民族神性的抽拔消散了“因果”对于主人公的影响，使得她免于掉落尘俗的命运。谭恩美则求助于异质文化，利用西方精神生活中的“信仰”代替了“因果”，让它成为笔下人物新的精神寄托，为故事的主人公开辟了新的生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