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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九十年代女性写作题材的选择与表达，说明女性写作的实践意义、女性建构自己的文化空间和诗学，对人类文明的健康平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女作家在“人的自觉”的前提下，女性意识不断增涨，“女性自觉”——包括女性人格、女性尊严、女性心理、女性体验、女性经验等——不断得到伸展，使女性作家及女性文学以其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感出现在文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一样，以“时代女性”的姿态，主动的参与社会。但是，随着时代和思想的解放，她们更加以反映女性生活与命运、呈现女性价值与生命为己任，主题更加关注女性自我及精神成长。 (1)爱情与性主题。这样的主题是女作家们所热衷的。她们或摹写爱情与事业的冲突，或提出对爱情的困惑，或在爱情里寻找失落了的女性气质。一方面以爱情折射外部社会，一方面则真切的表达了女性自我的感受和体验，女人们都期待在爱情中保持女性的独立尊严，并完成自我实现的人格理想。 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将爱情主题引向“性”的领域，直接呈现感官形象，涉及性心理和性行为本身。更有女性作家将女人对性生活的投入做了物质性的描述，袒露性意识，并由此揭示女人的生存之艰难。她们强调灵与肉的结合，直接深入的表现女人精神性和物质性的两面性，贴近了女性生命本身，张扬了女性意识，冲击了中国女性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超越了“性爱”的圣洁模式。 (2)女性处境与命运主题。“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总是在揭露女性不幸境遇的过程中，控诉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欺弄，并为女人寻找现实的出路，所以，女人与社会、女人与革命的主题占据绝对优势。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虽然同样披露女性处境，但主题更加倾向于提高女性自觉，发展女性文化空间方面，女人的人生、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女人与自我的主题日益占优势，她们或展示女性悲剧性的人生，或对在传统重压下挣扎的女性的人生进行思考，或表达对男性世界的怀疑、不满甚至愤懑。她们力图消解男性中心文化的束缚，以空前的自省意识和自强精神，对女性自我进行剖析，对女人与女人的关系进行审视，从而更好的发展女性文化精神。也对在商品潮流、金钱世界的女性的自我撕裂做了描绘。 (3)同性之爱。在逃离社会、选择孤独的同时，在九十年代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或是借助镜子探索自己身体成长的秘密，或是在同伴身上反观自己。在男权社会的伤害下，女性本能的向女性靠近，并把独特而美好的女性形象作为自己成长的参照，这种靠近便产生了类似同性恋般的感情，女性间的亲密情谊，被赋予了保护、引导、抚慰的作用。它是女性逃离伤害、安慰伤害和解脱伤害的一种前景、一种意义所在。她们都怀有一种对禁忌事物的天然向往之情和人类固有的孤独感，彼此依偎相拥在一起，她们都把女同性恋看作是女人之间的一种“亲和力”、一种“生命力潜能”的呈现。 (4)孤独。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品，大部分都带有精神自传的色彩。她们的写作文本中也同样记载着她们孤独的精神跋涉之旅。所谓孤独，不是一种刻意，也不是标榜和张扬，而是对世界和人的失望，让女人在寻找中选择了孤独。作为对传统具有强大的颠覆力量的女性写作，必然会引起男性社会的排斥，因为女性的成长总是被男性社会否定的，所以她们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作品中都注定要走向孤独。这是一种性别差异——男性会在否定中重新开始，并逐渐被社会接纳、认同;而女性成长的越迅速便意味着与社会越隔离。那么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里品味孤独，也许是一个智慧女性的最好的选择，承担孤独对女性来说意味着成熟。因为“大多数女人都喜欢独来独往，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许多女人在独处的时候，比其它时间更能毫无顾忌的作她们自己。”孤独让女人内心的感受显现出来，把注意力的焦点重新集中在自己身上。她们将在孤独中得到更自由、更广阔的人格成长，及自我的精神关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的如上主题的出现和发展，形成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及女性文学都从传统中解放了出来，通过对人性的呼唤，爱与美得以伸展，反映爱与美的作品也应运而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浪潮，又使女性文学对女性存在(包括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的思考进入更深层次，深入到伦理的、心理的、人性的境界，是女性文学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 八十年代初期女作家的写作接续了五四传统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与男性作家一起寻求个性解放、对自我的发现。到八十年代中期，女性写作开始将女性意识从一般的社会意识、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中分离出来。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女性内部世界，实现叙事和话语的自觉，成为更具本体性和自足意味的女性写作。 主体意识的觉醒。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女作家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和高涨，文化性格也趋于活泼、敏感、开放。女性意识的增强，使女作家终于找到了女性自我发展的基本道路，把追求“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结合起来，以期达到女性全面性的实现。由此，女性文学在两个“自觉”中变得开阔，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涌入。主要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浪潮的波及，使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注入了更多女权色彩，使女性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法国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英国罗素的《婚姻革命》逐渐潜入，以巨大的冲击力渗透到女性作家的观念和创作中，使女性作家的女性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对男女平等的看法，不再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独立的权益方面，而是更倾向于实现女性社会价值、尊重女性独立和尊严、弘扬女性精神自由等层面。八十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使一些女性作家在一些反映两性关系的文本里，越来越突出女性本位的观念。 “个人意识”的发展。九十年代的文学是和这一时期社会精神生活的一般趋向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它们互为因果，呈现出明显的同构性。一方面，文学仍然有力地参与塑造着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甚至直接加入了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创建。另一方面，文学又折射出九十年代社会精神生活的一般状况，甚至同样折射出它的流行风气。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取代“改革”、“启蒙”和“文化”之类的“宏大”目标，成为许多小说家和诗人关注的焦点。“个人”、“私人”一类的字眼，取代“社会”、“人民”和“政治”，成为修饰“写作”的主要词汇。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无论在社会的一般意识中，还是文学的流行观念里，“个人”似乎都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个人”的发达，事实上已经成为公众最普遍、也最迫切的要求。与此相应，“个人性”和“个人写作”愈益频繁地成为文学杂志上的热门话题，陈染更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干脆题名为《私人生活》。这是一种对于公共生活的不由自主的回避。每一个认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明白这样的心情，谁没有陷入过人微言轻的无力感？谁又没有经受过或堂皇或卑琐的失败感？对公共生活的不由自主的回避，差不多已经成了人们本能的反应了。当然，生活并不仅仅给予人们失败的记忆，它还给了人们对这失败的理解。那些在社会上、单位里甚至邻里间屡屡令我们痛感渺小无助的势力，使人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回避，势必会包含对一切“崇高”事物的反感，无论那是“精神”、是“道德”、是宏大的社会理想，还是如“信仰”、“君子”、“爱情”一类的词汇。物质欲望和官能冲动愈益泛滥，精神要求和公民责任感却日渐萎缩，无聊和惶惑感愈益深切，生活的主动性和热情却渐趋消退……于是，在90年代，人们想象个人独立和自由的现实可能性的大部分空间，就这样被圈定了:在公共领域里，你是争不到多少自由的，只有从广场和大街上退回家中，关紧门窗，你才能拥有自己的秘密;哲学、道德、爱情，政治理想、人文信仰、社会关怀，这统统都是陈词滥调，是虚伪，是压抑和束缚个人的圈套，只有从头脑中摒弃这一切，专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是个人的官能———譬如性欲———欲望，你才能找到真属于自己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空的，只有一张一张的钞票，那可以获得钞票的权力，那可以用钱买来的物质，才是真实可信的，你也只有努力去追求这样的真实，才可能确保独立和自由。即使她们珍爱个人的自由，蔑视粗鄙和庸俗，渴望精神上的自信和自傲，她们似乎也还无力克服对于公共领域的畏惧，也难以培养对于公共生活的兴趣和热情。她们厌恶人群，信赖窗帘，甚至一路躲进浴室，专注于展示琐碎的日常感受，甚至不厌其烦地描述她的性欲表现。极力要从庸常、孤独和肉体欲望中发掘出形而上的生存意义，就正是这些作家的挣扎和困境的表现。 九十年代的女性获得了平等的社会空间，获得了自由与自主的权利，与八十年代女性作家的举步维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 在千禧之后，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女性写作的新的空间的开拓也已经出现。在“私人性”的探索之后，女性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社会情势的问题开始成为许多新的女性作家的追求。女性文学似乎有一个再度“社会化”的过程。它开始走出私人的空间，或者将私人的空间与公共生活做了更深的连接。以往探索的成果被保留下来的同时，中国女性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新的问题也得到了新的表现。这种再度“社会化”乃是女性写作超越简单地被市场力量所左右的被动状况的途径。它回应当下日常生活给予女性的种种挑战，跨越阶层的局限，提供新的想象空间。这种新的女性写作的未来是人们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