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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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外并购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占据的地位不断加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到国内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也不断凸显。本文基于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结合货币政策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选取时间跨度为1999年7月到2018年7月的21个货币政策的相关变量构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以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主体,筛选得出2118件中国海外并购的实际完成交易案例,进而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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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外并购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占据的地位不断加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到国内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也不断凸显。本文基于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结合货币政策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选取时间跨度为1999年7月到2018年7月的21个货币政策的相关变量构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以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主体,筛选得出2118件中国海外并购的实际完成交易案例,进而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细分为同行业技能提升型海外并购动因、产业链条拓展型海外并购动因、纯粹利润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自然资源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以及优惠税率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六种类型,使用多项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上述六种海外并购动因的差异性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本文发现结合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测算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能切实反映中国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时其政策效果多变且短暂的特点,频繁调整的货币政策不仅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也会由于不断改变公众预期而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第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会降低中国企业选择进行同行业技能提升型海外并购动因、产业链条拓展型海外并购动因、纯粹利润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自然资源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的相对概率,此时中国企业会更倾向于拥有优惠税率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并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于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当企业规模大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小时,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进行优惠税率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相反,仅具有企业规模小和东道国市场规模大特征的企业更可能选择纯粹利润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然而,不仅企业规模小、东道国市场规模大,并且国际化经验多、企业年龄大的中国企业选择同行业技能提升型和产业链条拓展型海外并购动因的概率越高。对于企业规模小、国际化经验多且没有其他特征的企业来说,其拥有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海外并购动因的可能性更大。第四,本文使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7日利率替代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发现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衡量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缺乏准确性,而基于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采用多个货币政策工具测算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更能有效衡量货币政策制定前后对市场主体产生的总体影响。第五,本文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滞后1期,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六类海外并购动因的影响存在时滞,并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并不会立刻减少企业选择进行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海外并购的概率,而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会发挥抑制作用。目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不同海外并购动因的差异性影响仍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对现有文献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鉴于以往的研究对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本文创新性地基于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选取21个货币政策相关变量构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测算提供新思路。其次,传统的四个海外并购动因不足以解释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原因,本文将海外并购动因重新整理为六个类型,对于海外并购动因的分类加入了新的拓展。最后,现有研究都针对于货币政策本身对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往往忽略了货币政策执行前后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造成的不确定性,本文深入分析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海外并购动因的影响机制,对现有文献做出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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