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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根据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进一步完善了渎职罪的立法，并改变了原有的立法模式，形成了新的渎职罪的立法格局。将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剥离出来，与贪污罪等组成“贪污、贿赂犯罪”，单列一章；将“妨害邮电通讯罪”分离出来，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对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作了严格限定，将1979年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此修改，旨在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重大，以加大对其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缩小渎职罪的主体范围，却使司法机关在办案实践中遇到了一系列难题，理论界对此也褒贬不一。而且1997年刑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并未明确界定，给司法实践中对这类犯罪的主体的认定带来诸多困惑。而渎职罪主体的准确界定是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渎职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的前提，因而有必要对之加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