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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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论语》与其他的儒家典籍相比较对《论语》书中22处涉及到“直”的地方从伦理学意义进行梳理,来讨论孔子直德的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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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以“名”出“言”及以“言”“行”事两个角度分析孔子意义观的源生状态,并与庄子“鱼之乐”的意义观做比较。指出,对话者的悟性成为无法言传的意境得以领会的前提,也成为“行”事的前提,在这种语境中,正名之后以“言”“行”事不是去展开表面的意思,而是执行悟性能够领会的意境。在庄子那里,“鱼之乐”只是这种意境的揭示,而孔子则要把这种意境用在人间成事,即通过人缘创生的力量以做成人间的事业。因此,儒家以言行
孟子“道性善”,荀子主性恶,由此拉开了人性的善恶之争。其实,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不仅有分歧、有对立,而且有一致性和相通性。只有深刻理解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论之间的异同关系,才能更好地领悟儒家人性论的精神实质,进而领悟先秦人性哲学的一般特征。
先秦儒家的尚礼思想对当代的生态文明探讨有许多启迪。《左传》记载春秋贤士子大叔在回答赵简子的问礼中,指出“礼”乃“天地之经”,“民之所以生也”。这些阐释实质已蕴含先秦儒家天人一贯的生态文明观,具体言之,这种生态文明观包含三大原则:一,礼是天地人即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共同的秩序法则,恒常不变;二,礼作为天地之经纬,维系着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和谐长久,持续发展;三,人以礼顺天,自觉于大化流行,与天地浑然一
《中庸》一书提出了“赞天地之化育”思想,与其差不多同时的《象传》也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思想,这两处文献,是古人首次明确提出要人“辅助天地化生万物”思想。这两个思想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因它改变了此前人们被动因顺天地变化的态度,转而使人们开始主动承担起辅助天地化生万物的责任感。但古人这一对天地化生万物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背后有深刻的原因:古人是因觉得天地犹不能将所有的事情做得恰妥到位,同时
在中国历史上,天人感应论不仅被董仲舒等儒生用以对专制声王实施“天谏”,促使他们反省并及时调整政治措施和施政策略,而且还与船山晚年“存神而全归”的生态责任意识有内在联系。这些思想无论对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的良性运行皆具有积极意义。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东汉桓帝时(147-167年)即在苦县赖乡老子庙的壁上曾画有《孔子像》,光和元年(178年)灵帝时传有鸿都门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自汉代以来,孔子造像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民国,一直以木版画、“圣迹图”等画图形式传播。“五四”之后,再经历文革等政治运动,孔子造像已经逐渐模糊了。当代,在全媒体时代,《孔子》(2010)等影视作品塑造着大众媒介的孔子影像,儒学价值观得以
儒家对待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一个命题,不仅关乎人性中“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的内在心理状态;也关乎人我关系、无我关系的社会状态;更关乎天人交感、天人合德的天道秩序。这是当下思考儒家不能回避,更是无以回避的一个命题。正视天人关系,才能正视儒家;理解天人关系,才能理解儒家;接受天人关系,才能接受儒家。人间正道、社会教化都与此密切相关。
当代人已经遭遇到严重的心灵与精神的危机、价值的紊乱与崩溃、人际间的紧张和纷争,由此使自然的生态也处于失衡的状态、社会亦乱象丛生。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应该回溯中国悠久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发掘古老文明的卓越智慧来加以解决,比如:应该重构中华民族生命的终极关怀——“敬天爱人”,使现代人能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坚定的信念去迎接人生的挑战。
本文旨在讨论儒家思想对全球整体价值体系的潜在作用。这里的“整体”指一种形而上的视野,这种视野具有多维度性,它不仅包括物质维度,也包括非物质维度。在中国哲学中,它可以分别被称作“有”和“无”。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意识生态”不仅仅指在宇宙大生态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的意识或本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意味着意识或本我与多维度性本身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指出,这一范式代表了中国思想,特别是现代新儒学之真精神,就
本文拟从中国哲学对此做出回应,集中讨论儒家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以物观物”。通过介绍“以物观物”说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动物议题上的应用,探讨了中西哲学的广阔背景下“以物观物”可能遇到的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