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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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代建都北京,定名大都后,在都城北和义门(今西直门)外高梁河[1]沿岸建立了很多寺庙宫观,如:大护国仁王寺、西镇国寺、昭应宫等.其中元朝最著名的喇嘛教寺院——大护国仁王寺,至今无人能够确证它确切的寺址所在.西镇国寺和昭应宫明代还在,全都位于高梁河的南岸,地址还是有迹可循的.2001年《北京文博》第1期刘之光先生《大护国仁王寺觅址》一文中明确提出,大护国仁王寺占地广阔,真觉寺、大慧寺和极乐寺等这些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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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三山五园区域文化认知与传播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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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代建都北京,定名大都后,在都城北和义门(今西直门)外高梁河[1]沿岸建立了很多寺庙宫观,如:大护国仁王寺、西镇国寺、昭应宫等.其中元朝最著名的喇嘛教寺院——大护国仁王寺,至今无人能够确证它确切的寺址所在.西镇国寺和昭应宫明代还在,全都位于高梁河的南岸,地址还是有迹可循的.2001年《北京文博》第1期刘之光先生《大护国仁王寺觅址》一文中明确提出,大护国仁王寺占地广阔,真觉寺、大慧寺和极乐寺等这些明代寺院都有可能是占据的大护国仁王寺旧址.这个观点立即引来了学界的争论,仅《北京文博》就连续刊载了包世轩和王世仁先生的两篇文章,观点各不相同.有关大护国仁王寺寺址问题,最早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由史树青先生的一篇文章涉及.笔者因对真觉寺的关切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讨,得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支持其中真觉寺建于元代大护国仁王寺旧寺遗址之上的说法.
其他文献
香山,是被称为"太行八陉""神京右臂"的西山山脉的一条支脉,因山顶乳峰石翻云吐雾如香烟缭绕,故而得名.唐代即有寺庙建于山上.自辽代在北京设置辽南京以来,北京从北中国的首都逐渐转变为整个中国的首都,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京城达官显贵者又多信宠佛道,常以捐资建寺为善事;香山地区既有佛教传统,又囚地近京城,当日可往,因此成为佛教云集所在.康熙皇帝时即在此修建香山行宫,乾隆皇帝继位后,"即旧行宫之基",并"就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三山五园与皇家园林等量齐观。事实上，三山五园除了皇家园林外，还蕴含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香山名人墓群作为三山五园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许多名人墓状态令人担忧，环境混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近年来，随着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综合提升的不断深人，各方面条件日益成熟。应抓住时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紧密结合北京文化中心这一定位，将香山名
徐文重正是朝鲜国内务实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代表，这从其《燕行日录》中记载的内容和文字风格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而作为二山五园皇家园林中先驱的畅春园，之所以首次出现在徐文重的笔下，也是有其客观原因和中朝关系大环境的影响的。从此，包括畅春园、圆明园在内的三山五园持续出现在朝鲜燕行使臣的记录中，或是负面，或是正面，都折射出不同使臣对清朝和中国文化的态度。
以清朝皇家园林为对象的考古发掘，不仅是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益成为园林遗址保护和规划、研究和复原、景观展示和利用的重要方式与支撑。其中，对三山五园的考古，在北京地区整个清朝皇家园林的考古中收获最多、成果最大。不过，回顾以往皇家园林的考古发掘，多是点滴的、短暂的被动性发掘，少有整体的、长远的主动性目标。这种状况，既不利于考古工作的深人开展，也不利于相关学科的广泛参与以及多学科的交流和
《水经注》卷14载有西晋元康五年(295)所立刘靖碑，记述了戾陵堰的三次修建和改造工程及其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一次修建在曹魏嘉平二年，镇北将军刘靖“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等，其《遏表》详述“戾陵遏”工程的具体做法，这里提到了“主遏”“水遏”“北岸”“水门”“长岸”“石渠”等设施，形成了以戾陵堰为中心枢纽的新水系，包括水源、分水河、引水渠、泄洪道、减水河等功能性水道和分支，设计巧妙，
清代三山五园地区水稻品种很多，有粳稻、糯稻，也有康熙皇帝亲自培育的御稻，色微红、粒长、味香，还有“紫金箍”等水稻品种。根据史料记载水稻比种植小麦要高产。根据《圣祖实录》，近京玉泉山稻田一亩不过一石，产量比南方低。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档案记载:民国初年稻田厂仍由清室内务府管理。时人调查青龙桥、北坞、六郎庄、巴沟、圆明园、海淀、蓝靛厂等处约有稻田一百七十顷。新中国成立后，海淀地区水稻种植面积一度曾达到九万
通过对老山汉墓的调查，在山顶燎望台西北部发现了两座封土堆以及筒瓦、板瓦和瓦当碎片等建筑构件以及其他陶片。瓦片的存在说明此地应该存在墓前地上建筑。根据对陶片纹饰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与周边已经发掘的西汉墓葬有一定的相似性，筒瓦、板瓦与瓦当的纹饰与满城汉墓中出土的瓦片的纹饰有很大相似性。据此推断此次考察发现的应属西汉中晚期墓葬。根据文献记载，结合此地地理位置以及考察发现，推测1号土堆下很有可能是燕王刘旦墓，
戾陵堰和车箱渠初建于曹魏嘉平二年(250),是当时驻守蓟城的镇北将军刘靖(后赠征北将军)为了屯田所需,在永定河(灅水)上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对戾陵堰的记载,以郦道元的《水经注》卷14《鲍丘水》中著录的《刘靖碑》及其《遏表》记载最为详细.[1]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侯仁之《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和蔡蕃《北京古运河和城市供水研究》等多部论著都对戾陵堰、
根据遗物性质及年代并结合文献记载，M1、M2应为西汉燕刺王刘旦及其王后墓，且配有陵园建筑。刘旦庆陵是继大葆台汉墓之后北京地区又一座诸侯王级大墓，从墓主人身份来看，无论是陵墓的修建规模还是墓葬等级，都应该远远超过其子广阳顷王刘建。同时，刘旦庆陵的发现为研究西汉燕国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也为探寻文献所记载的戾陵堰、戾陵遏、高梁河、车箱渠等大型水利工程所在的位置提供依据。并且戾陵的发现有利于呼吁
虽然曾在清华园生活了13年，也曾为自沉于颐和园的王国维撰写有纪念碑铭和挽词等雄文，但陈寅恪却很少留下游赏三山五园等故园的诗文，但这或许与他“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和不愿做晚清史研究有关。因此，他在北平陷落前夜能够在与承泽园关系密切的吴家花园留下海棠诗二首，显然有了特别的意义。尤其是，此后陈寅恪曾多次袭用他于1936年春所作海棠诗的辞义，也使得这两首海棠诗成为人们借以理解陈寅恪家国情怀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