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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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学理论的百年国际性对话，确实唤醒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和文论中的某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主要是与西方同质性的，而本土文化、文学和现实中那些异质性构成则仍然处于沉睡之中，甚至还被更深地障蔽压抑，这是今天必须正视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文化和文论国际对话的必然结果。随着对话的深入，随着这种对话中中国学者本土意识的强化，长期被障蔽和压抑的那些本土社会、文化和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一定会被唤醒，会进入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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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黄石市 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435002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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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百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化与文学理论的百年国际性对话，确实唤醒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和文论中的某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主要是与西方同质性的，而本土文化、文学和现实中那些异质性构成则仍然处于沉睡之中，甚至还被更深地障蔽压抑，这是今天必须正视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文化和文论国际对话的必然结果。随着对话的深入，随着这种对话中中国学者本土意识的强化，长期被障蔽和压抑的那些本土社会、文化和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一定会被唤醒，会进入中国文化人的理论视阂，并会获得独创性的表述和解决。毫无疑问，人们确实处在全球化国际对话格局之中，但正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对话必须是对话双方有各自不同的立场，没有立场的对话是虚假的对话，某种意义上，百年中国文化人与西方的对话并不具有真正的对话性，真正对话性的形成大约要到中国文化人对自己本土社会、文化和文学提出真问题、并作出自己独特解决的时候。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学者的这种本土意识在国际化对话过程中正在被唤醒。如钱中文等先生在90年代中期提出并得到文论界热烈响应和持续讨论的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曹顺庆先生提出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可能问题，以研究西方后现代主义蜚声中国文论界的王岳川先生在本世纪初开始了学术姿态的华丽转身，从介绍西方后现代主义转向“发现东方”，主张在注重文化输入的同时也重视文化输出，等等，都是在中西文论对话中努力寻找自己民族立场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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