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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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被认为是明代最荒诞不经的“问题皇帝”，《明武宗实录》在塑造、强化其小丑式的角色上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从《武录》批判武宗及其宠臣的书写基调、对文官奏疏与用词的记述偏重，以及诸多细节方面均可体现。以应州之役为侧，不仅能发现实录中存在贬低、否定武宗等人的取向，而且能考辨其伤亡数与“乘舆几陷”的记载所存有的疑点。虽存在某种程度的丑化，但实录的书写也多是建立在武宗的性格、行为等客观现实之上所进行的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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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武汉430079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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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视野下的世界与中国话语”研究生论坛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华学院第三届研究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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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被认为是明代最荒诞不经的“问题皇帝”，《明武宗实录》在塑造、强化其小丑式的角色上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从《武录》批判武宗及其宠臣的书写基调、对文官奏疏与用词的记述偏重，以及诸多细节方面均可体现。以应州之役为侧，不仅能发现实录中存在贬低、否定武宗等人的取向，而且能考辨其伤亡数与“乘舆几陷”的记载所存有的疑点。虽存在某种程度的丑化，但实录的书写也多是建立在武宗的性格、行为等客观现实之上所进行的强化，这体现了实录主、客观性交织的特点，也反应了正、嘉两朝政治变动中世宗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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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迭遭兵燹的湖南地区经历了兴垦、均编粮里、清丈等重建赋役秩序的过程。康熙四十三年发生在衡山县的废甲编区，呈现了清初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因应时任偏沅巡抚赵申乔革除里排、滚单催征的举措，衡山县打破里甲的束缚，改革中坚持粮不过区、就地编区的原则，重塑了十七字四百三十七区的赋役区划体系。编区因配合滚单的推行，兼顾基层人居格局，孕育了字区的地缘性色彩。以康熙五十三年新一轮的清丈为契机，知县葛亮臣在原
对于万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学者们从当时政治环境出发，认为副主考焦竑是受政治对手排挤而遭诬陷，此说似乎已成定论。然而，从文化史的视角，基于当时科场案的发生原因，案件的审理程序和对史料的梳理，包括不同史料来源及后世正史对科场案的记载来看，焦竑在政治上受排挤是事实，但科道官对其“文体险诞”的指摘也是职责所在，并非没有凭据。在科场案中，焦竑存在承担过失过重，但完全归咎于政治对手排挤和诬陷则也有失偏颇
“君子”一词以秦汉分界，在先泰时代多指代上层贵族，汉代以后开始与思想道德层面相关联。在出土秦简中，君子作为上造至不更之间的一级士爵，是公卿大夫士位系统中的位于中下层的士。伴随武帝及其以后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的渗透影响，从而成为“君子”由身份等级向道德符号演变的关键线索。
秦代对于官吏考课已有严密的机制，泰简的刊布使得秦官吏考课研究纵深化。秦简律文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官吏“代偿”行为，表面上是对于官吏行为失当实行的惩罚，但实际上是为防止影响官府考课和上计而制定的应急规定。此外，秦律令在某些方面规定偿者“有偿于公”而死或亡，是不责父母、妻子、同居的。“代偿”行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不影响以“文书行政”的秦政府对于地方的管控。
《旧唐书·地理志》中叙述州县沿革的文本包含两个层次的史源：(1)《括地志》和韦述、柳芳的增补；(2)韦述、柳芳《唐书·地理志》和五代史臣的增补。韦述、柳芳等人钞撮了《括地志》中所记载的贞观十四年以前的文字，再补充以贞观十四年之后的内容，将政区资料下限尽可能地调整到了天宝十二载，形成《唐书·地理志》。五代史臣以韦、柳《地理志》为基础，因袭该书的书写格式和天宝十二载以前的文本，对一些文本进行改造、调整
自乾隆末年到嘉庆一朝，广东海盗的治理成为国家难以悬断的国家大政。围绕海盗治理的话题，朝廷上下展开热烈的讨论，形成以朝廷治理海盗的言说。其中在面对传统治理手段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朝廷的默许和地方官员的鼓励支持下，广东沿海团练逐渐兴起，并成为清代中晚期海防体系中的一部分。代表民间海防力量的地方团练是清代晚期地方军事化的肇端，其形成与发展对地方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通过考察壬辰战争期间朝鲜向明的几次辩诬及其相关情况——战前朝鲜隐瞒所引发的圣节使金应南入京奏报倭情、陈奏使韩应寅入京呈文辩诬；战争开始时明廷派崔世臣、林世禄入朝考察以消除其对朝鲜的疑虑；战争结束前朝鲜为杨镐辩白及应对丁应泰弹劾的辩诬——得出结论：朝鲜向明辩诬具有较多不确定性和难以界定的地方，所以不能称之为制度，而应称为一种维护朝鲜自身利益的制度性措施。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公民，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不过他的哲学并不像一种哲学学说，更像是一种思想风格。作为学者，苏格拉底本身没有著作，他的思想都是通过交谈和对话展现的，因而他的思想也是以对话的形式由他的学生保留下来。苏格拉底的形象大多数来自于柏拉图和色诺芬，他们笔下的苏格拉底，博学睿智，胆略过人。苏格拉底本身所绽放的光芒离不开雅典民主政治为他所提供的环境，但苏格拉底最终又陨落于雅典民主政治之下。
由于顺治朝特殊的历史环境，该时期的督抚群体呈现出与后世所不同的许多特性，首先是督抚全部是汉族，尤以八旗汉军为主；其次督抚多出身行伍，且颇具军事才能；再者，许多督抚具备较高的治理才能，促进了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由于清初特殊的政治环境，汉族督抚尤其是汉军出身的督抚受到重用，地位也比较高，是满汉联合政治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