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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9月美国5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倒下触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算起,危机已历时3年.其间世界各国与国际经济组织联手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救市措施,经过3年来的危机治理,现已取得了较大成效,并积累起一些全球联手共同应对危机的经验.中国经济当前处在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一方面，要稳定金融，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地产价格下跌等引起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更要寻找如何从政府动员资源的数量性扩张转向依赖市场机制激励的经济发展的路径，这两项任务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化背景下显得非常艰难。展望2012年，全球经济的需求放缓，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会略有减轻，但同时外需不足会直接推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当前的增长趋势已经逐季下滑，趋势不容乐观。宏观政策是否会重新回到加大数量激励的政策中，有没有转向市场引导经济内生发展的道路，是直接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本文以潜在增长率变化为基准集中讨论中国的稳定化政策，并探索以市场化激励中国经济的可能性政策选择，寻找持续发展的道路。救市资金的流向及规模新兴经济体的刺激措施虽然因创造出的新需求而吸纳了相当部分的救市资金，但增发的货币仍不可能全部被实体经济吸收，伴随刺激措施奏效，经济止跌转升，通货膨胀压力也日益加大。2011年3月巴西、印度、俄罗斯、阿根廷、越南的CPI就分别达到6.3％-13.9%，中国2011年7-9月CPI指数已连续3个月超过了6%，并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面对这一宏观经济形势，那种认为新兴经济体流动过剩与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看法值得商榷。这种外因论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却似是而非。危机虽然是由美国制造的，但应对危机措施的过急、过大却有新兴工业国自身的责任。还介绍了规模偏大、实施过激措施导致的消极后果，比如流动性过剩凸显.资产泡沫生产，通胀压力加大，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结构调整困难，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发展，透支未来增长潜力。现代市场经济中系统的反危机措施始源于30年代大危机时代罗斯福新政的实践与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推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已经制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这一方面扩展市场对经济规模扩张的容量，但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一系列间题。其中无过于过分崇拜政府反周期的能力，所有当政的政治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喜欢采用其政策主张，把其视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实现政绩的灵丹妙药。西方国家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就直接与美国在战后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有密切关系，而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没有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华尔街就不可能创造出衍生品的泛滥。为阻滞市场对"科技泡沫"、"网络泡沫"的自我调整过程，维持美国上个世纪末长达近10年新经济中形成的"格林斯潘神化"，美联储在从2001年年初起通过13次减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低利率催生了房地产金融市场上次贷泡沫。当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加大通胀压力时，美联储又不得不采取紧缩性政策，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加息到5.25%，这又刺破了自己一手制造的泡沫，以致引发金融危机。文章对反危机措施的提出了几点反思，认为全球反危机措施效果的总体评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次危机的规模虽然远大于1930年代那场危机，但其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却明显小于那次危机。其重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组织与各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预措施。由于新兴工业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干预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别。中国依靠需求扩张、超发货币拉动的资源、资产重新定价而引发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数量与规模的扩张，其技术与制度创新含量较低。这种增长模式弊端不少，鱼待转型。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尚有空间;再加上强政府模式下各级政府追求GDP的政绩观，这又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长期艰巨的任务。这要求从短期来讲，应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在观念上克服经济增长的"政绩观";从长期来讲，则应从制度安排上解决政府职能问题，逐步削弱政府对经济增长负有的重责，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向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上来。在面对市场冲击背景下，应处理好"救市而为"与"顺市而行"的关系。明确什么是政府应该做并且有可能做的，什么是不该作为以及无力而为的。例如，不应用带有强烈行政特性的产业政策来压缩产能，而应利用市场自发力量调整产能。强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规避出于政治目的经济决策，避免经济的政治循环。在货币政策中实施中，应更多使用亲市场的手段，如调整利率，而不是偏好带有很强行政色彩的信贷计划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调控资金的供求。提高调控主导者的经济决策水平。由于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策者掌握现代经济学知识尤其重要。积极推进改革，改变政府行为方式尤其是宏观调控方式，深化金融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