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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中美城乡分布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比如，美国案例分析中我们发现了人口与劳动力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也即人口并不等同于劳动力，其作用机制对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印证了巴罗在其著作《经济增长》中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的关系的实证结果。在中国案例分析中，也印证了克鲁格曼所说的“影子效应”，长三角和珠三角存在的统计意义上显著的“低高”发展模式(Pattern)就是较好的例证。因此，城乡空间结构划分基础上的实证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此种分析方法也能更好地解决空间数据依赖性和异质性的问题。结合空间分布模式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第一，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应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特征制定出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尤其是中国的不同区域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可能还处于不同的阶段，而且也并没有显示出“梯度转移”的态势。但区域性差异政策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策的统一性，相反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动的统一性政策十分必要，政策的差异性应主要体现在地方经济的特殊问题方面。第二，在引进外国先进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时，一定要密切注意不同的国情和区域经济状况，选择性地吸收有益的经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经济结构政策变量的选择应有所不同(如社会公共服务和及其他经济辅助政策)，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可能会存在巨大差异，寻找不同发展阶段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第三，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市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的发挥机制主要是靠其间的贸易和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来推动，因此，在创造良好的企业投资和人居环境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地消除人为的要素流动障碍。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政策及公路收费体系等)对城乡发展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第四，对于中国非中心城市来说，地方政府投资的作用甚至不能抵消空间距离的负效应。政府需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考虑地区发展政策，并调整自身的角色。相关研究表明，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表现出了较大的阻碍作用(吴敬琏，2009)，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密切关注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为企业投资、人口流动和贸易活动创造出公平、自由、安全和便利的环境才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第五，未来中国城市化及城乡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如何保护多元化，包括不同的社会、人文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新经济地理学中证明，厚实的市场是经济集聚发展、产生规模经济的重要保障，而厚实市场的形成不仅需要多种产业并存，也需要多样化的人口与文化并存。只有促进多元化的城市体系共存、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共存、多样化的人民群体与文化共存、多元化的环境生态和社会生态体系共存，经济和社会才会保持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