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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先秦诗文在用韵、排偶、比兴、取象、抒情性和跳跃性等方面这种一体不分的状况，说明了早期散文文体内部就包含着诗的基因、早期诗文在文体上可以兼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它使得秦汉以后历代散文家“以诗为文”、历代散文接受强势文体诗歌的渗透影响，成为可能并变得容易。作为中国散文的源头，先秦散文与诗歌一体不分的状况，构成了散文初兴时期的一种“原型”形态。所谓“原型”，按照鲍特金的说法，意指“一个特殊形式或模式，这个形式或模式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存下来”。
①先秦散文与诗歌这种一体不分的“原型”形态，即在后世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薪火传承，世代永续，对历代散文创作甚至对整个民族的思维形态，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人不重逻辑思维偏重形象思维的特点，实质上就是一种诗性思维，这种思维特点在哲学、历史属性的先秦散文里，就有如前所述的突出表现。先秦而下，以诗为文，成为历代散文家们普遍采用的创作手法。他们往往像写诗一样结撰散文，精心取象，妙用比兴，强化抒情，调协声律，锤炼语言，营构意境，使电国散文诗情洋滋，诗意盎然，呈现出显著的诗化倾向，具有突出的诗性特征。两汉文家如司马迁，“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与司马迁齐名的司马相如，则是学《离骚》‘得其词者”。
②，魏晋南北朝辞赋骄文，更加讲究对偶和平仄声律，在语言形式上进一步与诗歌接近，山水小品文“可以和二谢山水诗比美”。
③，透露了山水诗题材进人文章领地的消息;散体文如哪道元的《水经注》“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
④，其“片语只字，妙绝古今”的成就，也多得力于“以诗为文”手法。唐代散文以韩柳为代表，何掉说韩文多“诗人比兴之道”(((应科目与时人书》评语)于有“诗人之意，’(《蓝田县垂厅壁记》评语)，曾国藩更推祟韩文是“低回唱叹，深远不尽”的“无韵之诗"(《题李生壁》评语)。林纤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指出:歼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认为《永州八记》一类“写景之文，即王维以画人诗，亦不能肖”。宋代苏轼的散文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摆去拘束，集以诗为文之大成。至于明代小品文，从内容到形式，已是不折不扣的“散文诗”。清代和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桐城派散文，标举“义法”，讲求“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其中“格、律、声、色”就属诗学范畴的概念。以朱自清、郁达夫、何其芳、沈从文、杨朔、汪曾棋、余光中等为代表的现当代散文家，也较好地承传了“以诗为文”的悠久习尚。凡此，均可看出先秦散文与诗歌一体不分的“原型”形态度越时空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