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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发展到明代,逐渐开始对历代诗歌(主要是古诗、唐诗)的全面搜集、辑注和评析.古诗方面,诗家大量编选、评注的古诗选本,不止是资料的钩沉,还是明代诗话之外另一种重要的诗学批评.古诗选本的体例、序跋以及选诗的分类、数量等,都提供了丰富的批评信息.明代古诗选本的名目中,古逸诗是独立于四言、五言和七言古诗及乐府之外,一种极为特殊的古诗分类.选家往往将先秦诸子典籍、民间闾巷中辑录的逸诗、歌、谣、辞、谚、铭、箴等统归为古逸诗,故其所包含的体式类型糅杂多样,且大部分是"逸文断简、片辞只韵",篇幅短小,零星碎裂.如何对其进行诗体分类、解读其独特的诗学内涵和话语方式,是极具争议性的话题.本文就以《文心雕龙》为参照,探讨多元文化视域下诗体观念的发展、衍变.
从中国诗歌总集的历史来看，最早是从音乐曲调的角度，将歌谣里谚划分到一起，如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十二类，“杂歌谣辞”列居第十一，其下又分“歌辞”、“谣辞”两种，入选少量先秦古歌、古谣，按照上古三代到晚唐五代的时间顺序排列。最早开始编选古谚、古谣及古逸诗的明人便是杨慎，其所编纂《古今谚》、《古今风谣》和《风雅逸篇》，极大地拓展左克明《古乐府》中古歌谣辞的选取范围和数量。
如果说，杨慎的选诗动机是以风雅为标准网罗《诗经》之外“圣哲所遗”，那么，随后出现的大量中、晚明古诗选本中的“古逸诗”，则渐趋为一种独立的诗歌体类。上述《古诗纪》、《古今诗删》、《古诗归》和《古诗解》皆冠古逸于八代之首、视之为古诗之源，但并非所有的选家都服膺于这种观念，由编排的次序、位置便可见他们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序列位置不合常例的变化源于编者对古逸诗的态度不同。《古诗镜》亦如此编排。认为古逸本质上不是诗，仅可算作“外篇”，可供选择一些接近诗歌的作品。
隐语被标举为一种暗藏玄机、蕴意无穷的话语方式，颇具神秘主义的色调。其中，钟、谭着意强调的是语意的深致、表达方式的隐蔽和委曲，以及表达效果的“质奥生趣’，。与典雅平和的《诗经》话语系统相比，这种隐语逸诗奇奥生鲜、恍惚灵动，更接近《离骚》之风，是儒家经典之外的另类。亦可看出，明代复古思潮的大背景下，钟、谭顺应的同时有意悖离，保持文学批评观念和审美取向的独立。
如何评价古逸歌谣在中国古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不止是其本身是否具有文学属性的价值判断，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症候，是诗学辨体、复古风气与博洽之学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