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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五四,对英国诗人拜伦及其诗作《哀希腊》的不断译介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政治选择和个人想像。梁启超和马君武等人从民族国家、自由独立的角度来阐释拜伦,他们笔下的拜伦是一个热情、豪迈的人道主义英雄;而苏曼殊则主要从个人情感和人生体验等方面找到与拜伦的契合,因此他对拜伦的译介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但无论是“英雄”拜伦,还是“个人”拜伦,在“拯救中国”的时代要求下,他们最终合而为一,成为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