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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聚焦于1955—1957年间的一场服装改革运动，试图探究新中国初期民间美化实践与官方美学规训两者复杂的互动关系。这场运动的起因可分为两个层面：民众对于虽然代表着“进步”和“革命”，但久而久之却造成了男女不分、雌雄莫辨的蓝灰制服的不满；官方对于不能反映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以及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的蓝灰制服的非议。在运动中，确立了改进服装的三条基本原则：经济、实用、美观。提供了美化衣着的两种备选方案：花旗袍和布拉吉。尽管该运动也曾喧嚣一时，但很快便归于沉寂，究其原因有三：一为个体的时尚追求与官方的崇高美学之间的矛盾；二为允许“美化”的工作和职业有诸多局限；三为促进该运动的种种“正面符号”之力不敌阻碍其深入开展的种种“反面符号”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