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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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等梁漱溟代表性的论文来看，与陶孟和、傅斯年等民国学人一样，梁漱溟的教育思考也是以对社会状况的悲观认识为基础，其教育思考的宗旨亦都是为了分析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危机，并为中国教育与社会摆脱危机寻找出路。不过，与陶孟和、傅斯年一系的自由主义学人更多地是从西方“现代性”出发对中国教育及社会状况展开认识与改造不同，梁漱溟则认为，西方“现代性”恰恰是将中国教育及社会拖入危机境况的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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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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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等梁漱溟代表性的论文来看，与陶孟和、傅斯年等民国学人一样，梁漱溟的教育思考也是以对社会状况的悲观认识为基础，其教育思考的宗旨亦都是为了分析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危机，并为中国教育与社会摆脱危机寻找出路。不过，与陶孟和、傅斯年一系的自由主义学人更多地是从西方“现代性”出发对中国教育及社会状况展开认识与改造不同，梁漱溟则认为，西方“现代性”恰恰是将中国教育及社会拖入危机境况的基本力量。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整个社会的动荡失衡正是由这种畸形的现代化造成的，与之相联系，中国社会要想摆脱危机局势，就必须重建乡村，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上述“社会学”预设出发，梁漱溟先后尝试过两类中国教育研究:一是分析中国现代教育变革的“城市化”取向及其危害，二是如何在乡村发展教育事业，为“乡村建设”(即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适宜的道德规范、社会组织和技术力量。这些主题及其相应的后续思考便是梁漱溟留给后人的“中国教育社会学”理论遗产，其中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乡村社会”与“中国现代教育变革”。虽然梁漱溟不如同一时期费孝通及毛泽东等人更能触及乡村社会的矛盾原因，他对乡村社会的“抽象”更多地是通过自己的本土(儒家)文化情怀和对人伦情谊浓重的乡村社会的强烈期望完成的，但是他关注的问题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学者的思想范围之内，这个问题便是:怎样使乡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中国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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