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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一词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唐人李绛曾说：“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这是因为“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问，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故凡有涉“朋党”之嫌者，无不受到统治者的严厉制裁，其既为君主所恶，也必为群臣所惧。可是“朋党”及其发展而成的“党争”在任何一个朝代也从未销声匿迹过，“朋党”反而成了党争中打击异己的有力武器。“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谓之邪党”，正是党争中相互攻讦最为真实的一幕。当时代的步伐迈入了宋代，以王禹假和欧阳修为首的一些官僚士大夫一反以往的“朋党”论调，提出了君子有党的全新观点，这使得宋人的“朋党”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宋代的君主对“朋党”的忌讳并不比前朝的君主为少，但在部分臣僚的心目中竟也安然以“君子之党”自居了，也促使宋代的“朋党”一词日趋中性化，而不是前朝纯粹的贬义了。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之下，“朋党”以及“党争”俨然就成为伴随宋代政治发展相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概念。“朋党”的形成，自然有很多渠道，当从宋代这一视角去审视这一命题之时，就会发现宋代特殊的荐举制度为“朋党”的形成提供的媒介作用，相比于前朝后代，其重要性显然重要了许多。因此以宋代的荐举与朋党为研究对象，实可作为观察、探讨宋代官僚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清晰的认识宋代荐举在制度之外，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同时还有助于深入宋代“朋党”内部对其进行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