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目的在于利用对陶瓷生产的工艺水平和社会经济特点进行分析所取得的结果来鉴别渤海国陶瓷交换的模式。所研究的陶瓷来自位于整个俄罗斯远东滨海边区的16个渤海遗址。渤海陶瓷可分为三种工艺类型。第一类包括手工制作的陶瓷；第二类为普通轮制陶瓷；第三类由施釉陶器(包括瓷器)组成。该三类陶瓷的工艺差别决定了每一类陶瓷在交换过程中的作用。手工制作的陶瓷所有与手工制作的陶瓷有关的明显的因素是：量少(产量有限)、标准化水平低下、低劣的工艺、在烧制轮制陶瓷的窑中没有发现靺鞨陶器，以及最后是它们的双重用途，既作为丧葬用品，而最主要的，又用作餐具。这些情况表明了传统制品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种类型的陶瓷制品在市场上不能与大量的高质量轮制容器相竞争，但是它们能够很好地作为一种在亲属之间交换的物品或者在穷乡僻壤的环境下成为一种商品。轮制非施釉陶器轮制陶器的制作技术在渤海发展得很快。渤海遗址出土了少量用慢速转轮生产的陶器容器。更多的陶瓷物品是用高速转轮生产的。现有的考古资料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渤海陶器生产者们只用了一个短的时间就采用了这一重要的革新——高速陶器转轮。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根据这样的事实：一方面，在滨海边区的渤海遗址没有提供存在很长的“引进消化”阶段的证据(如可能产生的试生产的废品)；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在靺鞨陶瓷生产中(在渤海以前)没有使用转动装置的传统。根据机械史和工艺史的研究，包括涉及的考古资料的研究，引进某种发明创造往往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并受到来自某些有关习惯的影响(Torrence，Van derLeeuw 1989：3，5)。因此，看来有理由推断：我们还应该发掘那些靺鞨富有革新精神的陶工对新技术进行实验的遗址。我们必须记住，某些靺鞨部落与高句丽有长期的关系，而其他靺鞨人生活在中国唐朝管辖下。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对靺鞨人采用高速制陶转轮产生促进作用。此外，高速转轮可能被发明者本身——高句丽陶工们——自行传播开来，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变成了靺鞨居民。无论何种情况，类似的这种改进都有助于使靺鞨陶器制造发展成为一种先进的手工艺行业。根据有关的少量容器的统计资料以及在选定遗址中发现的窑炉的数量和能力，即使对陶瓷工业能力作出中等的估计也表明居民对陶瓷货物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尽管滨海边区存在着气候条件的季节性变化的影响，但这种需求仍然保证了陶器贸易的稳定性。陶瓷货物是以什么方式参与交换过程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渤海没有自己的货币制度，而中国的钱币对渤海的国内贸易意义不大。所以，最有可能是，陶瓷货物是通过物物交换来周转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资料表明存在一地到另一地的陶瓷商品的物物交换。此外，只有五六种渤海陶瓷容器便于货物交易，但它们不是最广泛的品种。然而，我们不能排除把陶瓷容器作为其他商品的一种载体，把商品从遥远的地方带进来或销售到那里去。施釉陶器和瓷器在滨海边区的渤海遗址发掘的施釉陶瓷制品分成两个工艺大类：软的铅釉和硬的长石釉。第一类的制品施以单色釉和多色釉(三彩)。三彩釉制品源自中国，在唐朝时期得到最广泛的流行，成为驰名世界的产品。此后在不同的时期，日本和辽国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三彩制品。渤海国，正如取自渤海遗址的样品与中国三彩相比较的分析结果所表明的那样(霍玉桃等，ISAC’02，P.97)，也生产铅釉陶瓷。渤海遗址的长石釉制品和瓷器是从中国唐朝浙江省的越窑、河北的定窑和邢窑以及湖南省的长沙窑引进的。在施釉陶瓷制品方面，在渤海内或渤海与邻近的中国之间是如何进行商业互动的?即使这些货物被运到相当远的距离以外，货币仍然没有在施釉陶瓷或瓷器交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尽管在滨海边区的渤海遗址中出现了一些硬币。物物交换仍然是贸易的最普遍的形式。在渤海国本身终结之前，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中，渤海的物物交换的方式似乎一直保持着。结论所有这三种工艺大类的陶瓷都可能给予人们这样的印象：在缺乏渤海自己的货币制度以及中国硬币在渤海并不起多大作用的情况下，它们都曾经平等地参与物物交换过程。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陶瓷的具体用途、考古学的背景、特定的工艺条件，同时估计到渤海人对不同陶瓷制品存在普遍需求的情况，那么，可以认为渤海国的交换活动模式当更为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