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以为，《乔厂长上任记》之所以被视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殊不知，小说在1979年发表后旋即遭到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并由此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论；可以说正是这场讨论才真正确立了《乔厂长上任记》日后的地位。而如果重读这场争论，我们会发现，与其说是蒋子龙及其肯定方的胜利，毋宁说是“改革”及“四个现代化” 这一时代意识形态的胜利；争论的双方对造成小说描写中的“文革”后混乱局面原因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小说的不同态度，虽然最后以肯定方胜利告终，但那种把各种问题及矛盾的解决寄托于“改革”及现代化的做法一所谓“时间和数字”的神话——也存在简化甚至遮蔽矛盾的倾向，随着现实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弊端也日益显示出来；同时“改革”及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改革”一定意义上就失去了文化的支持。“改革”和现代化发现或制造出问题，这些问题又只能在“改革”和现代化(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框架内进行解决，改革和现代化的悖论已然明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重读小说及其争论时应该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