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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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谈判过程中，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不仅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为修约所成立的中英委员会及其所有会谈，而且一身二任，同时受中英双方的嘱托，为使中英双方达成妥协而斡旋于两者之间。赫德在中英修约谈判中的言行，受到其利益取向的制约，身为清朝官员，要得到清政府的信任，他在谈判中必须考虑到清政府的要求，而作为英国人，并在其总税务司一职必须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情形下，他在谈判中又必须要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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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七届青年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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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谈判过程中，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不仅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为修约所成立的中英委员会及其所有会谈，而且一身二任，同时受中英双方的嘱托，为使中英双方达成妥协而斡旋于两者之间。赫德在中英修约谈判中的言行，受到其利益取向的制约，身为清朝官员，要得到清政府的信任，他在谈判中必须考虑到清政府的要求，而作为英国人，并在其总税务司一职必须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情形下，他在谈判中又必须要维护英国的利益，尽力说服靖政府满足英国的需求，而如何处理好这两种利益的关系则密切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从赫德在中英修约谈判中的言行来看，他在维护这两种利益时更倾向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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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是辛亥革命元老，就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12年之久。福建是林森的故乡，尽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但始终对家乡寄予深情。他在故乡度过青少年时代，在这里开始革命活动，故乡是他失意时修养身心的地方，是他走到哪里也忘不了的桑梓之地，故乡养育了他，他也极力报效于故乡。
说起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国民党元老林森先生，我们不仅可以在庐山上访得其在盛夏避暑时的故居--鹿野山房、交芦精舍。还可在往莲花洞上山的小路中途，小憩于他出资修建的半山亭。他当年在回龙路的溪涧上所架的交芦桥，至今还在惠及我们后人！睹物思人，林森先生的庐山情缘令人感叹，唏嘘不已。
1932年1月1日，林森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因早已明文规定是不负责任的“虚位”元首，所以林森在政坛上一直是无所作为。而林森与握有权柄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微妙。当年在广州，二人同在孙中山麾下时，曾有过接触，虽然蒋介石的风头甚健，但以林森的性格，他并不想、也不愿去攀附权贵。两人仅是纯粹的工作关系，并无多少交往，远不象林森与胡汉民之间的关系那么亲厚。加上林森也曾署名反蒋，虽然蒋介石知道其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林森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在“西山会议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共产党也将其当作国民党中的“极右派”。而后，林森的政治态度转向超然，没有激烈的反共言论，也没有具体参加反共的实践。抗战期间，作为国家元首的林森倡言抗战，维持了国共合作的大局，成为中国抗战的旗帜。因此，林森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给了其积极、客观的评价。
林森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党派立场、纷争不可能不影响他的立场，当然也会影响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本文选取1924--1943年为时限，窥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随时段变化的。本文分三个时段：1924年前后因其态度居中难以定论，1925年至1932年是其主张排共、剿共时期，1932年至1943年是其主张联共时期来展开论述的。
林森字子超，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尚干乡凤港村；他比孙中山只小一年另三个月，是孙的平辈份老革命家，国民党的元老。林森可算是煊赫一代的政治大人物。他的姓名，福州地区今天活上70岁的人，少有不知，在尚干，琅头一带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就是这样的一位风云人物，老百姓甚至称他为一国之主，生活朴俭，平易近人，无异普通百姓。他待人接物，谦虚礼让，没有半点官僚的架子！
林森早年从事共和革命，立有勋劳。但经过十几年的沟沟坎坎，风风雨雨，目睹中国社会的世态炎凉，强权政治，军人揽权，他感到在中国的政坛上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对政治逐渐开始淡漠。特别是西山会议的风波之后，林森在国民党内受到警告处分，并被蒋介石通缉，对政治已完全没有了兴趣。当他被“扶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后，对政治依然淡漠，只是例行公事地每每在公文上加盖“林森”印章。与此相反的是，他对花草、古玩，对佛教的
本文就清末至民国时期流行于知识界的“非传统早婚论”与婚龄讨论言论展开分析，认为批判传统早婚与探讨理想婚龄几乎同时交替进行，是知识人演出的一曲婚龄言论问题上的二重奏。研究了知识人判断“早婚”的标准；分析了早婚伤身、早婚弱种这两个流行甚广的观点；探讨了近代“非传统早婚论”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最后本文概括了知识人关于理想婚龄的建设性意见。
明清间耶稣会士来华，西学输入为当时学界之大事，知识界不少人也对接触过西学，天文历算、火器、地理、水利、机械、冶金、绘画乃至传统的音韵之学等均受到西学的影响。但此期的西学输入，并未引起士林风气的大变化，士大夫的知识结构、知识追求等亦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更没有引起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其原因至为复杂。本文试图从此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传教士输入之西学的迎拒取舍所呈现的特点，分析影响其取舍的思想传统与现实
在十八世纪末以前，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作为一个纯粹的教会组织，只是沙俄商队、使团的附庸。但是，随着十八世纪末俄中通使通商关系格局发生变化，时代要求布道团必须变成政治、经济与宗教等职能综合化组织。而这种职能综合化的要求和当时布道团糟糕的管理及庸劣的人员素质情况不相适应，于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沙俄政府陆续对布道团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包括“监督官的设立制度化”、“提高布道团领导和成员的文化与管理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