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樵与晚唐古文的发展困境

• 作 者: 刘曙初;
• 机 构: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 出 处: 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发表日期: 2010年期

韩愈、柳宗元逝世后,唐代古文运动虽然不乏后继者,但这些后继者都未能弘扬韩柳开创的伟业,既没有提出有效指导古文在晚唐的新形势下继续发展的理论主张,也没有创作出韩柳那样个性鲜明、成就卓著、足以转移一时风气的佳作.
孙樵对晚唐文风非常不满，在创作方法方面，孙樵提出:“储思必深，搞词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也即思维深刻，语言高妙，要远迈流俗，追求一种怪奇而守正的风格。在实践典范方面，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和韩愈是孙樵推崇的楷模。孙樵的文学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把文和史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史对文的要求很高，是文的最高的境界。在晚唐的古文环境中，孙樵虽卓尔成家，但是他并没有成功突围，转移时代的风气。他延续了古文运动中的怪奇倾向，但也结束了这种倾向，他没有改变古文在晚唐的发展困境，但为后来者暗示了另外的道路。刘熙载说:“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对孙樵的历史地位前人争论很多，我认为刘熙载的这段话最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