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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的“孔府档案”中，存有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临幸阙里祭孔的有关档案共2303件，其中乾隆帝弘历因8次亲至曲阜，留下的档案最多，计1948件。在这1948件档案里，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十二年(1756年)、三十六年(1771年)、四十一年(1776年)和五十五年(1790年)是乾隆帝专为祭岱(泰山和岱庙)、祭孔(孔庙、孔林和有关陵庙如少昊陵、周公庙等)而进行的东巡。孔府为了接驾、送驾，需要动员各种人力物力应付差事，所以留下的档案数量较多，分别为404件、181件、345件、179件和398件。另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和四十九年(1784年)是乾隆帝南巡回銮或去往江南途中顺道经临曲阜的，因为耽搁的时间短，像二十二年只待了1天，另两次是1天半，而且主要差务由地方承担，孔府的责任相对轻松，故档案量亦相对较少，分别是71件、42件和192件。剩下的百余件档案是东巡、南巡前的有关传旨抄件和事后朝廷指令承办的有关事务，如向总办差务衙门提供纂辑《乾隆南巡盛典》中临幸阙里的资料等等。对于乾隆帝的南巡以及打着“尊儒崇道”、“朝岳祭岱”旗号进行的东巡，史学界一直颇多议论，在谈到消极方面时，主要集中于巡幸过程中的奢华张扬，且一次甚于一次，造成劳民伤财，官民疲惫不堪。但有关此类史实在官修史书中很难窥得其详，笔记野史又多片断零散，还充满着传闻比附，相较之下，“孔府档案”因资料系统，而且很多是直接反映接驾应差的，这就显出难能可贵了。本文论述了笔者借介绍史料之机，顺便将有关情况略作勾勒，以供有兴趣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