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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翻译研究理路的转向,是科学认知倾向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必然反映,也是文化思潮的波荡在译道流变中的必然显现,通过国际翻译研究理路的流变与科学认知模式推衍的参照,其对应关系不言而喻.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理路的流变,可通过人类翻译认知的层次性阈限的把握而觅得.通过胡庚申先生提出的“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的认知链可以看出,在翻译研究实现了传统时期就译论译的本体论翻译研究、现代时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及后现代时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随之而发生的将是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然后是自然生态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