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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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系统定量地研究了流动行为及个人和社会因素对妇女初婚年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探讨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对中国人口初婚行为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人口影响。研究发现,外出流动明显地提高了妇女的初婚年龄;居住环境反映了人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是改变妇女初婚行为的最重要的变量,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和流动后5年内结婚的风险均有显著影响;外出的决定权、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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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学会,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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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系统定量地研究了流动行为及个人和社会因素对妇女初婚年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探讨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对中国人口初婚行为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人口影响。研究发现,外出流动明显地提高了妇女的初婚年龄;居住环境反映了人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是改变妇女初婚行为的最重要的变量,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和流动后5年内结婚的风险均有显著影响;外出的决定权、工作变更次数、受歧视程度只对妇女流动后5年内结婚的风险有显著影响。
研究证明,流动带来初婚年龄的提高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的增长压力,农村女性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有利于中国人口婚育文化和行为的转变,从而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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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和天津是中国的三大城市。这三大城市在20世纪都经历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大幅度上升。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带来了并将继续带来大量的老年人口。本文根据关于上海、北京和天津老年人口的趋势资料和人口预测资料,考察关于老年抚养的两个指标,即老年抚养比和家长抚养比。结果显示,这三个城市中对生产人口的抚养负担从过去到现在(2000年)已经加重,在今后几十年中将变得更加严重。同时,在和美国的抚养
大中型城市的人口健康受到多种要素的制约,表现为多元状态下的难以预测与控制。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转变,大中型城市的人口健康保障面临多风险的挑战,因慢性疾病受到重视、边缘化的传播性疾病的实际状态易于忽视而伺机大规模的爆发带来严重的后果。特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形成的大中型城市人口健康模式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需要我们关注的传播性疾病发生的特点和现状,以期引起在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得到足够的重视。
本文使用1982~2000年人口普查城市的详细数据,将城市化特点的变化和中国城市人口定义的变化作为首要考虑,研究和预测逐年城市化水平情况。预测方法来自于双轨城市化的概念模型。在预测结果基础上,寻找出中国省级区域1982~2000年城市化趋势。
2000年的中国人口总量和妇女的生育水平是20多年来人口学界一直关注的课题。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用计划生育指标考核干部,逐步形成我国人口统计的特殊机制,其特征是每次人口调查总是要固定地丢失一块低年龄人口。2000年普查登记人口124 261万人比年度统计公报中1999年和1998年人口还少,表明人口统计的特殊机制所固定地丢失这一块严重到我国统计体制已经无法包客的程度。如果按照我国历年小学招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新的人口战略需要凸现两大追求,即安全的追求和积极的追求。需要注意五大人口关系的统筹,即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统筹,当代人口和未来人口的统筹,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的统筹,家庭人口和社会人口的统筹,区域内人口和区域外人口的统筹。还应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注意防范人口发展的风险性。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O.67、O.88和0.68的超低水平。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人口现象之一。分析表明,大量外来人口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次要原因,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和户口待定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在外来流入人口中,育龄人口占90%以上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口过多的压力,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人口领域的反映,它揭示了现代人口转变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的减少,人口外迁的流失,在中国农村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机会窗口”几乎没有出现,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与流失,造成农村人口自然结构的失衡,农村人口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在本世纪前半时达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同时出现高龄化趋势。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会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第一,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家庭、社会、政策安全网;第三,把老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第四,全面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坚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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